苏曹：喧腾在明清的热闹廛肆

□郑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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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曹，位在邯郸东北方向，滏阳河从中穿行而过，是古城水运外出的**通行处。

古时候没有柏油路和电气化的交通工具，陆路通行主要靠人力畜力，行路多坎坷，运力也有限，尤其是遇到雨雪天气，土路泥泞，车马难行。而水路省力，方便运载大量货物，受天气影响相对较小，特别是运输成本上非常有优势。明代宝坻县令袁黄曾在《皇都水利》中算过一笔账，粮食从苏州一带运到天津张家湾的运河水路是3700余里，从张家湾再走陆运进北京城才60里，但两者运价几乎相当。水运的好处显而易见，因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疆域辽阔、地大物博的国家来说，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水运的发展。

早在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原来只是在部分诸侯国局部发展的水运被集中统一到新的高度，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漕运。漕者，《说文解字》曰，水转谷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路除了为国家转运漕粮外，也会用于运输其他物资，商业运输随之兴起。

水运的发展，为水路沿岸带来持续的商机，大小码头附近更是集中了各种贸易，逐渐繁荣富足起来，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其实，中国人很早就懂得经商。遥远的商朝前身即商族部落有一位首领王亥，曾经驾牛车驮着货物，沿黄河北岸到各诸侯国去做生意，外部落的人自然称他们为“商人”，所以后人沿用便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称为“商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由官府控制的局面被打破。秦汉时期，中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出现了天下闻名的商业中心，如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太史公曾说“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隋唐时，商业交易场所被称为“市”，开闭市都有时间限制，由官方进行严格管理。至宋元，商业限制逐步放开，漕运海运得到发展。明清时，民间经商风气已经非常浓厚，商业市镇兴起，长途贩运贸易发展很快，出现了商帮组织，城市中的商业区域相当繁华。

据史料记载，至少从北齐年间开始，苏曹就是滏阳河上重要的水运码头。有学者考证，苏曹的曹字应原为“漕”，与漕运密切相关，《滏阳河图序》中就曾将苏曹记作苏漕。

据《磁县县志》记载，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官府曾征民役，对河道进行疏通，使得滏阳河水路更加顺畅。良好的水运条件，进一步推动了沿河商贸的发展。

作为滏阳河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之一，苏曹一带商铺林立，人流如织，酒馆茶肆、饭店客栈生意兴隆。每届航期，河上穿梭往来，帆樯如林，一派繁忙景象。小型船只可在商铺门前随时停靠交易商品，若有游人登岸，吃饭喝茶饮酒都有好去处。大的货船则要停靠到大石桥之北的码头，彭城的陶瓷、峰峰的煤炭、武安的铁器、涉县的花椒核桃药材等山货，从这里装船北上可达天津，或出海贸易，或转发各地；返程时载上天津的日用百货及沿岸特产，至苏曹码头再行交易，极大繁荣了滏阳河沿岸经济，丰富了这一带百姓的生活。

据当地老人从上辈人那里所听回忆，明清时，天津盐商在苏曹河西村建有前后两个大盐店，山西晋商在河西北头村外建有晋商商会大会馆，都非常气派；苏曹的几个大户人家，在天津做买卖也都很有名气，天津的六国饭店、天津大剧院等都是苏曹人经营的。

抗日战争期间，在天津做生意的苏曹人孙香远，利用他在天津的优势和关系，秘密从天津购买紧缺禁运的纸张、油墨、文印器材等物资，通过滏阳河水路偷偷运到邯郸，送给共产党人钟夫翔、杨化南，为抗战出力。

繁华的商业带动了这里的人气。明清时期，苏曹民间会定期兴办“河会”，河会成为当地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直到今天，当地群众仍延续这一古老传统，每年农历二月廿二日和农历六月廿二日，以滏阳河西岸的河神庙为中心，举办声势浩大的河会。

依傍滏阳河，苏曹水运兴旺、商贸发达。近代以来，由于铁路兴建、海运发展、滏水减弱等种种因素，苏曹作为水运码头的作用逐步降低失去，而交易商品的功能还在持续发挥，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繁荣犹在，曾经被当时邯郸政府指定为**可售卖农副产品的集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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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得益于，这里有座横跨滏阳河的苏曹桥。

桥者，水之梁也，从木。我国在周代已有木制梁桥和木浮桥，至秦汉时期，出现了砖石结构的平桥和拱桥，更为坚实耐用。尤其在北方中原地区，多石梁桥和石拱桥，上通行人，下走航船。千百年来，一座座桥梁横越关津，助百姓南来北往，通行无碍，滏阳河上亦是如此。

苏曹村始建于明代，据说是因苏氏、曹氏两姓人家最早至此定居而得名。滏水由村中穿过，沿河在苏曹南部，原有一座南苏曹桥，为土木结构，早已坍塌不存。苏曹村北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大石桥”的北苏曹桥，也叫苏曹桥。

明万历元年（1573）本《邯郸县志》卷三《建置志》载：“柳林之北为苏曹桥；苏曹之北为冯村桥。桥皆以草木为之。”

清康熙十二年（1673）本《邯郸县志》卷三《建置志》桥闸条载：“在城北者为南苏曹桥；稍北为北苏曹桥；苏曹之北为冯村桥；……惟张庄、北苏曹二桥以石为之，余皆以土为之。”

二者对比可知，万历元年即有一座草木结构的苏曹桥，康熙年间的南苏曹桥乃以土为之，而北苏曹桥为石制，所以北苏曹石桥应建于明万历元年至清康熙十二年之间。

民国二十二年本《邯郸县志·地理志》交通津渡条中记载：“北苏曹桥在城东北五里，传为明万历间大千僧建。清道光二十九年村人武举郭汝为重修，石筑。”

又据光绪本的《邯郸县志》记述，这位修桥的大千僧是一位游方的和尚，闲云野鹤，天下任行。某一日，他来到苏曹滏阳河畔，瞻望水波荡漾，发愿修桥以方便往来之人。

在佛教信仰中，有福业之说。修建桥梁和孝顺父母、供养沙门一样，都是佛教倡导的功德修行之道。各种方志及文献中，僧人协助官府、富贾或者独立组织募化修桥的记载屡见不鲜。

也有僧人本身就是桥梁方面的专家，精于修筑之术。如《宋史·方伎传》曾记载了真定僧人怀丙，用神奇技艺修复了即将倾覆的安济桥（即赵州桥）的事迹：“桥遂欹倒，计千夫不能正。怀丙不役众工，以术正之，使复故。”

当年，大千僧究竟是从何方宝刹云游至此，又是如何修建起北苏曹桥的，具体过程已无可考，只有这座桥实实在在地踞守于滏水之上，渡过无数行人，的确是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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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百年后，已是清道光年间，苏曹石桥年久失修，多处损坏，恐危及通行，众乡邻便商议推举村中长者郭汝为牵头，组织修缮此桥。

郭汝为欣然受命，积极募集资金、组织调度、指挥施工，从春到夏耗费几个月时间完成了石桥的重修。这次重修对地方意义极大，被载入县志。石桥至今仍可使用，桥长约28米，为拱券结构，有3个大拱、2个小拱，桥上两边各有16根望柱、14块栏板，望柱顶部雕有狮子、寿桃等，保留了明代原桥的风格，可凭此追溯初时之风采。

郭汝为，苏曹人，清嘉庆辛酉年（1801年）武科举人。在清代，要参加本省武科乡试，经过弓马、技勇、策论等多项考核，考中者方为武举人，每科中额少则数十，多不过百十人，虽比不得文举人那么受重视，但也足以光耀门楣，称誉乡里。郭举人修桥时已经雪鬓霜髯，至少是花甲甚或古稀之年，依然不辞辛苦，积极善行善为。

民国年间，还有一位苏曹人郭传名，字子芳，少时曾入保定莲池书院从学于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吴汝纶先生门下，为人慷慨，社交广泛，诗赋甚佳，尤精行书，字宗颜柳，笔法遒劲，民国初年候补议员，民国七年补入非常国会，后卒于广州。

1912年至1913年间，刚刚推翻了封建王朝的中华民国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届国会议员选举，而革命仍艰难重重，曲折不断。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并召集国会，邀请国会议员南下护法。由于来粤议员不足法定人数，遂决定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即“非常国会”，于9月1日选举了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而西南军阀、政客暗中与北方军阀势力勾结，在非常国会中排斥孙中山。1918年，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职，前往上海。随后，广东护法军政府改行七总裁合议制，由非常国会推举岑春煊、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唐绍仪、林葆怿等七人为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7月，非常国会通过决议，将未到粤的国会议员解职，以候补议员补足法定人数。1920年11月，孙中山回到陈炯明控制下的广州。1921年4月，部分国会议员在广州再次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那正是民国初创时期，革命尚未成功，任重而道远，各方力量明争暗夺，风云诡谲的大时代背景下，曾经有苏曹人参与其中，也可见此村人才济济。

滏水灵秀，石桥通达，不仅造化出那些精英翘楚，更深蕴于聚居在此的繁华廛肆、喧闹人烟之中。

滏阳河为苏曹带来过无数繁华与荣耀，至今依然陪伴着苏曹人的日出日落。千家烟火，万种乡情，那个喧腾在明清的热闹廛肆并没有走远，将继续相随滏水，焕发新颜。

文章来源：赵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