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曹:喧腾在明清的热闹廛肆
□郑延芳
穿行于邯郸境内,滏阳河一路曲折而上,先后纳入渚河、沁河之水,行至古城东北,便来在苏曹桥下。清时邯郸县令郑方坤曾作诗咏之:“滏阳东去响琤琮,沁水西来亦荡胸。更溯渚河南七里,苏曹桥下总相逢。”
历史上,滏阳河并漳水后一路北上,沿途又纳牤牛河、渚河、沁水、输元河、洺河,因而水量充沛,河面开阔,曾经是邯郸的重要水运通路,同时也是北方重要的漕运水道之一。沿河扬帆,可达天津;出港转运京畿,出海通达天下。
据《邯郸县志》记载,滏阳河上的张庄桥、柳林桥、苏曹桥等,都是邯郸境内重要的转运货栈码头,来往商船在沿岸的这些集散码头停泊,装载、中转、交易各种货物,形成了许多繁华热闹的集市,苏曹便是其中之一。
蹲在苏曹桥望柱上的石狮,依然在守望着昔日的漕运中心、河务重地、商贸古镇苏曹。
苏曹,位在邯郸东北方向,滏阳河从中穿行而过,是古城水运外出的**通行处。
古时候没有柏油路和电气化的交通工具,陆路通行主要靠人力畜力,行路多坎坷,运力也有限,尤其是遇到雨雪天气,土路泥泞,车马难行。而水路省力,方便运载大量货物,受天气影响相对较小,特别是运输成本上非常有优势。明代宝坻县令袁黄曾在《皇都水利》中算过一笔账,粮食从苏州一带运到天津张家湾的运河水路是3700余里,从张家湾再走陆运进北京城才60里,但两者运价几乎相当。水运的好处显而易见,因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疆域辽阔、地大物博的国家来说,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水运的发展。
早在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原来只是在部分诸侯国局部发展的水运被集中统一到新的高度,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漕运。漕者,《说文解字》曰,水转谷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路除了为国家转运漕粮外,也会用于运输其他物资,商业运输随之兴起。
水运的发展,为水路沿岸带来持续的商机,大小码头附近更是集中了各种贸易,逐渐繁荣富足起来,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其实,中国人很早就懂得经商。遥远的商朝前身即商族部落有一位首领王亥,曾经驾牛车驮着货物,沿黄河北岸到各诸侯国去做生意,外部落的人自然称他们为“商人”,所以后人沿用便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称为“商人”。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由官府控制的局面被打破。秦汉时期,中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出现了天下闻名的商业中心,如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太史公曾说“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隋唐时,商业交易场所被称为“市”,开闭市都有时间限制,由官方进行严格管理。至宋元,商业限制逐步放开,漕运海运得到发展。明清时,民间经商风气已经非常浓厚,商业市镇兴起,长途贩运贸易发展很快,出现了商帮组织,城市中的商业区域相当繁华。
据史料记载,至少从北齐年间开始,苏曹就是滏阳河上重要的水运码头。有学者考证,苏曹的曹字应原为“漕”,与漕运密切相关,《滏阳河图序》中就曾将苏曹记作苏漕。
据《磁县县志》记载,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官府曾征民役,对河道进行疏通,使得滏阳河水路更加顺畅。良好的水运条件,进一步推动了沿河商贸的发展。
作为滏阳河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之一,苏曹一带商铺林立,人流如织,酒馆茶肆、饭店客栈生意兴隆。每届航期,河上穿梭往来,帆樯如林,一派繁忙景象。小型船只可在商铺门前随时停靠交易商品,若有游人登岸,吃饭喝茶饮酒都有好去处。大的货船则要停靠到大石桥之北的码头,彭城的陶瓷、峰峰的煤炭、武安的铁器、涉县的花椒核桃药材等山货,从这里装船北上可达天津,或出海贸易,或转发各地;返程时载上天津的日用百货及沿岸特产,至苏曹码头再行交易,极大繁荣了滏阳河沿岸经济,丰富了这一带百姓的生活。
据当地老人从上辈人那里所听回忆,明清时,天津盐商在苏曹河西村建有前后两个大盐店,山西晋商在河西北头村外建有晋商商会大会馆,都非常气派;苏曹的几个大户人家,在天津做买卖也都很有名气,天津的六国饭店、天津大剧院等都是苏曹人经营的。
抗日战争期间,在天津做生意的苏曹人孙香远,利用他在天津的优势和关系,秘密从天津购买紧缺禁运的纸张、油墨、文印器材等物资,通过滏阳河水路偷偷运到邯郸,送给共产党人钟夫翔、杨化南,为抗战出力。
繁华的商业带动了这里的人气。明清时期,苏曹民间会定期兴办“河会”,河会成为当地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直到今天,当地群众仍延续这一古老传统,每年农历二月廿二日和农历六月廿二日,以滏阳河西岸的河神庙为中心,举办声势浩大的河会。
依傍滏阳河,苏曹水运兴旺、商贸发达。近代以来,由于铁路兴建、海运发展、滏水减弱等种种因素,苏曹作为水运码头的作用逐步降低失去,而交易商品的功能还在持续发挥,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繁荣犹在,曾经被当时邯郸政府指定为**可售卖农副产品的集贸市场。
这一切得益于,这里有座横跨滏阳河的苏曹桥。
桥者,水之梁也,从木。我国在周代已有木制梁桥和木浮桥,至秦汉时期,出现了砖石结构的平桥和拱桥,更为坚实耐用。尤其在北方中原地区,多石梁桥和石拱桥,上通行人,下走航船。千百年来,一座座桥梁横越关津,助百姓南来北往,通行无碍,滏阳河上亦是如此。
苏曹村始建于明代,据说是因苏氏、曹氏两姓人家最早至此定居而得名。滏水由村中穿过,沿河在苏曹南部,原有一座南苏曹桥,为土木结构,早已坍塌不存。苏曹村北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大石桥”的北苏曹桥,也叫苏曹桥。
明万历元年(1573)本《邯郸县志》卷三《建置志》载:“柳林之北为苏曹桥;苏曹之北为冯村桥。桥皆以草木为之。”
清康熙十二年(1673)本《邯郸县志》卷三《建置志》桥闸条载:“在城北者为南苏曹桥;稍北为北苏曹桥;苏曹之北为冯村桥;……惟张庄、北苏曹二桥以石为之,余皆以土为之。”
二者对比可知,万历元年即有一座草木结构的苏曹桥,康熙年间的南苏曹桥乃以土为之,而北苏曹桥为石制,所以北苏曹石桥应建于明万历元年至清康熙十二年之间。
民国二十二年本《邯郸县志·地理志》交通津渡条中记载:“北苏曹桥在城东北五里,传为明万历间大千僧建。清道光二十九年村人武举郭汝为重修,石筑。”
又据光绪本的《邯郸县志》记述,这位修桥的大千僧是一位游方的和尚,闲云野鹤,天下任行。某一日,他来到苏曹滏阳河畔,瞻望水波荡漾,发愿修桥以方便往来之人。
在佛教信仰中,有福业之说。修建桥梁和孝顺父母、供养沙门一样,都是佛教倡导的功德修行之道。各种方志及文献中,僧人协助官府、富贾或者独立组织募化修桥的记载屡见不鲜。
也有僧人本身就是桥梁方面的专家,精于修筑之术。如《宋史·方伎传》曾记载了真定僧人怀丙,用神奇技艺修复了即将倾覆的安济桥(即赵州桥)的事迹:“桥遂欹倒,计千夫不能正。怀丙不役众工,以术正之,使复故。”
当年,大千僧究竟是从何方宝刹云游至此,又是如何修建起北苏曹桥的,具体过程已无可考,只有这座桥实实在在地踞守于滏水之上,渡过无数行人,的确是功德无量。
近三百年后,已是清道光年间,苏曹石桥年久失修,多处损坏,恐危及通行,众乡邻便商议推举村中长者郭汝为牵头,组织修缮此桥。
郭汝为欣然受命,积极募集资金、组织调度、指挥施工,从春到夏耗费几个月时间完成了石桥的重修。这次重修对地方意义极大,被载入县志。石桥至今仍可使用,桥长约28米,为拱券结构,有3个大拱、2个小拱,桥上两边各有16根望柱、14块栏板,望柱顶部雕有狮子、寿桃等,保留了明代原桥的风格,可凭此追溯初时之风采。
郭汝为,苏曹人,清嘉庆辛酉年(1801年)武科举人。在清代,要参加本省武科乡试,经过弓马、技勇、策论等多项考核,考中者方为武举人,每科中额少则数十,多不过百十人,虽比不得文举人那么受重视,但也足以光耀门楣,称誉乡里。郭举人修桥时已经雪鬓霜髯,至少是花甲甚或古稀之年,依然不辞辛苦,积极善行善为。
民国年间,还有一位苏曹人郭传名,字子芳,少时曾入保定莲池书院从学于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吴汝纶先生门下,为人慷慨,社交广泛,诗赋甚佳,尤精行书,字宗颜柳,笔法遒劲,民国初年候补议员,民国七年补入非常国会,后卒于广州。
1912年至1913年间,刚刚推翻了封建王朝的中华民国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届国会议员选举,而革命仍艰难重重,曲折不断。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并召集国会,邀请国会议员南下护法。由于来粤议员不足法定人数,遂决定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即“非常国会”,于9月1日选举了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而西南军阀、政客暗中与北方军阀势力勾结,在非常国会中排斥孙中山。1918年,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职,前往上海。随后,广东护法军政府改行七总裁合议制,由非常国会推举岑春煊、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唐绍仪、林葆怿等七人为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7月,非常国会通过决议,将未到粤的国会议员解职,以候补议员补足法定人数。1920年11月,孙中山回到陈炯明控制下的广州。1921年4月,部分国会议员在广州再次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那正是民国初创时期,革命尚未成功,任重而道远,各方力量明争暗夺,风云诡谲的大时代背景下,曾经有苏曹人参与其中,也可见此村人才济济。
滏水灵秀,石桥通达,不仅造化出那些精英翘楚,更深蕴于聚居在此的繁华廛肆、喧闹人烟之中。
滏阳河为苏曹带来过无数繁华与荣耀,至今依然陪伴着苏曹人的日出日落。千家烟火,万种乡情,那个喧腾在明清的热闹廛肆并没有走远,将继续相随滏水,焕发新颜。
文章来源:赵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