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磨灭的大名五礼记碑
□郜思凡
它是目前中国所知最高、**的古碑,碑额阳面是宋徽宗御题篆刻的“御制大观五礼之记”八个大字,碑身两侧为唐代书法大家柳公权墨迹,碑阴刻唐“何进滔德政碑”,后改刻为“御制五礼记碑文”。
它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见证,更是大宋陪都政治、经济、文化的见证,还是大名作为“河朔重镇”“北门锁钥”的军事战略位置的见证。
它就是大名五礼记碑。
2006年5月25日,大名五礼记碑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名五礼记碑
五礼记碑全称为“御制大观五礼之记”碑,最初立于宋代大名府皇宫外双台(即观礼台和阅兵台)之上,也就是现在的大名县双台村的位置,现迁于大名县石刻博物馆。
此碑形体庞大,为青石质结构,自下而上由基石、龟趺、碑身、碑额四个部分累叠而成。碑高12.34米,宽3.04米,厚1.08米,总重140.3吨,是我国目前已知的**古石碑,有“天下**碑”之称。
该碑碑首为八龙戏珠圆首,碑额正面透雕盘龙,两侧龙头朝下,龙嘴尖长,形象生动逼真,气势非凡。碑额阳面正中是宋徽宗御题篆刻“御制大观,五礼之记”双行纵排八个大字,十分清晰夺目,故后人简称五礼记碑,碑阴为宋徽宗御书“五礼之记”碑文。碑身两侧依稀残存有唐代书法大家柳公权墨迹。碑座为一硕大的赑屃,驮负石碑,虽然头部残缺,但仍然看得出雕刻工艺精湛,神态活灵活现。
该碑虽名为宋碑,其前身却是唐碑。
保存于大名石刻博物馆中的五礼记碑及高大碑亭。
据《金石录》《集古录》《宝刻丛编》《六艺之一录》《老学庵笔记》等著录所载,此碑原是唐朝魏博节度使何进滔的“德政碑”。宋代的五礼记碑,是在唐碑基础上改造而成的。
何进滔,字端公,唐朝灵州(今宁夏永宁县西南)人,祖籍灵武(今宁夏青铜峡市东北),自其曾祖始,何家就世代从军:其曾祖、祖父皆为本州军校,父亲何默为夏州衙前兵马使。何进滔自小即客居于魏州,委质军中,先后供职于节度使田弘正和史宪诚帐下。
唐元和十年(815年),田弘正奉诏讨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王承宗派骑兵攻击魏博兵营,田弘正派何进滔迎战,大胜之,因功升为衙内都知兵马使。元和十三年(818年),讨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何进滔率铁骑攻郓州(今山东省东平县),以功升授兼侍御史。
田弘正死后,何进滔依附于史宪诚。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魏博牙兵叛乱,诛杀节度使史宪诚,拥立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
魏博属唐代河朔三镇之一,强藩悍将之地。魏博六州即:魏州(今大名)、博州(今聊城)、贝州(今清河)、相州(今安阳)、卫州(今卫辉)、澶州(今濮阳)。
当时唐朝廷实力较弱,魏博六州长期割据,不服从中央朝廷管制,唐朝廷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授何进滔为左散骑常侍、魏博等州节度处置使,何进滔“为魏帅十余年,大得民情,累官至司徒、平章事”。
唐开成五年(840年),何进滔死于魏州任上。何进滔去世时,李昂当皇帝,即唐文宗。他深知朝政的弊端,且知何进滔为帅十余年,对朝廷供赋不绝,在当地很得民心。对于这样一位实力雄厚的地方大军阀,为表彰其政绩,唐文宗李昂下诏追赠何进滔为太傅,诏翰林学士兼侍书工部侍郎、**书法家柳公权撰文并书丹,梁王司马元度篆额,为何进滔立德政碑,并于当年建成,立于宫城外双台村观礼台上。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最早著录此碑:“何进滔功德碑,唐翰林学士承旨兼侍书柳公权撰并书。进滔,唐书有传。开成五年立,其高数丈,制度甚闳伟,在今河北都转运使公廨园中。”
唐朝廷之所以为何进滔树碑立传,除了他在任魏博节度使期间听从皇命,积极平叛,较得民心,且未与中央政权发生较大冲突外,更主要的还是中央迫于藩镇势力的淫威,采取的安抚和拉拢措施。
当时,唐朝藩镇割据特别严重,先是河北三镇,后来发展到40多个藩镇。他们就像近代的军阀一样,要么对抗中央,要么互相兼并。而魏博节度使何进滔、何弘敬父子实力非常雄厚,在河朔三镇中首屈一指,所以唐朝廷非常忌惮何姓的势力,想通过立碑的方式拉拢何家。
由此,“天下**碑”树立而成。
何进滔德政碑由于是柳公权亲笔书写,其书法艺术价值非常高,历代文人墨客十分喜爱,他们每临大名,必驻足观瞻,留下诸多赞誉之词。
宋人曾评价此碑:“进滔事迹固无足取,而柳公权书法为世楷模,此碑尤为雄伟。”“何进滔之事不足道,然以唐贤书法之工,后人所当宝爱。”此碑,是柳体碑刻中的精品,千百年来,广受瞩目,备享赞誉。
世事沧桑,此碑虽然经受住了岁月的磨砺,但在北宋末年却被人为损毁。
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宋徽宗赵佶为维护和巩固宋王朝的封建统治地位,下诏置仪礼局修编仪礼,把吉礼、宾礼、嘉礼、军礼、凶礼等五礼作为一代之制,修编成《五礼新仪》,并传诏各地官府刻石立碑,颁予天下奉行,其不奉行者论罪。
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大名府尹梁子美为讨好皇帝,毁何进滔之德政碑,将原碑文磨去,改刻了赵佶的《五礼新仪》,并立于大名府宫城门外侧,何进滔德政碑也因此而改为五礼记碑。
改刻后的五礼记碑一侧,仍残存柳公权书丹的真迹,特别是遗下“开成五年正月”六字,仍清晰可辨,成其原本为唐碑的一份确凿证据。故而,此碑又名“唐宋碑”。
碑上的宋徽宗字迹仍清晰可辨。
上世纪还残存的碑侧文字为柳公权真迹。
该石碑历经唐、宋两个王朝的磨刻,形成了其非常独特的唐碑宋承文化价值,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它不仅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见证,更是大宋陪都政治、经济、文化的见证,还是大名作为“河朔重镇”“北门锁钥”的军事战略位置的见证。因此,该石碑不仅是研究大名府历史难得的文物资料,而且是研究唐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文物资料。
两朝碑刻合于一璧,千古之绝唱也!
然而,柳公权书写的传世名作,却从历史中消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碑是宋碑。其碑上刻文如下:
礼缘人情而为之节,文先王稽其典常,制其等差,辨其仪物,秩其名位,所以正人伦,定尊卑,别贵贱也,故有君道焉,有臣道焉,有父道焉,有子道焉,夫倡而妇随,兄友而弟恭,莫不有叙,人伦正也。上不可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大不可以凌小,小不得以加大,无得而逾,尊卑定也。朝廷邦国乡党遂序有典、有则、有伦、有节、有条而不紊,贵贱别也。天下有万不同之情,先王同之于一堂之上。薄海内外,虽愚夫愚妇莫敢以私智侧言改废易制者,以分定故也。夫人伦正,尊卑定;贵贱别,则分守明;分守明,则人志一;人志一,而好乱者未之有也,下不好乱,上不僭差,而天下不治者亦未之有也。
先王以是成教化,移风俗,其和至于广乐,其大至于与天地同节,朕甚慕之。朕获承至尊,深惟祖考燕翼之谋垂休,锡羡功成治定,历考前世承平之久,莫如今日。然承五季礼废乐坏,大乱之后,先王之泽竭。士弊于俗学,人溺于末习,忘君臣之分,废父子之亲,先夫妇之道,绝兄弟之好,至以众暴寡,以智欺愚,以勇灭怯,以强凌弱。庶人服侯服,墙壁被文绣,公卿与皂隶同制,倡优下贱得为后饰,婚冠丧祭,仪节器用,家殊俗异,人自为制无复纲纪,几年于兹,未之能革。在昔,神考宪道立法,礼教聿新,以追三代之隆,谓安上治民,别嫌明微,释回增美,莫善于礼,亲降策问,下询承学,造廷之士将因今之材而复古之道,旗常服章之饰,是正讹舛,大勋未集仰惟先志,明发不昧,继而承之,罔敢忽怠,乃诏有司张官设属,讲求次叙,以书来上。朕一夜省阅,考验先王制礼之文,汨陈其制,先后无伦,婚冠失序,复命有司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乃作吉礼,以祀、以祭、以享;乃作凶礼,以哀、以吊、以襘、以恤;乃作宾礼,以朝、以会、以觐问;乃作军礼,以用众、恤众、简众、任众、合众;乃作嘉礼,以亲宗族、亲男女、亲宾客、亲异国。笾豆尊罍,冕弁旗常,车舆圭璧,羔雁幣筐,有不可施于今则用之有时,示不废古。有不可用于时,则惟法其义,示不违今。又为多寡之数,高下之等,长短之度,疏数之限,将自躬而达之天下,自朝廷而达于庶民,使士安于分,无见利忘义之心!人之所守,无犯令陵政之悖,四海以无拂,而天下如一家,争诉之端庶几乎息,廉耻之道庶几乎兴,而刑其措与。
《传》曰:商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商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百世可知也。今天下去周千有余岁,道之不明,未有疏于此时也;世染污俗,未有甚于此时也。朕因今之俗,仿古之政,以道损益,制而用之,推而行之,由乎百世之下,奋乎百世之上,等百世之王,若合符契,其归一揆,所谓百世而继周者也。虽其法其制,未颁天下,朕将礼刑并用,俟之以庆,赏刑威遹,观厥成焉。万机之暇,书其意,记其事,刻之因以兼明天下后世。
对改刻《五礼新仪》之事,诗人陆游曾在写于南宋时期的《老学庵笔记》中大为抱憾:“北都有魏博节度使田绪遗爱碑,张弘靖书;何进滔德政碑,柳公权书,皆石刻之杰也。政和(宋徽宗年号)中,梁左丞子美为尹,皆毁之,以其石刻新颁《五礼新仪》。”
李清照丈夫、金石学家赵明诚在《金石录》中也曾批评道:“何进滔碑亦云政和中,大名尹(即梁子美)建言,磨去旧文,别刻新制,好古者为之叹惜。今大名之五礼碑,当即梁子美所刻。绪进滔之事不足道,然以唐贤书书法之工,后人所当宝爱,佑陵改修五礼,意在粉饰太平,而牧守建言,辄为毁人自成之举,上亦不以为非也,君侈而疏臣谄,识者知宋祚之不长矣。”大意是说,磨去旧文,何进滔的事迹固然不足为道,但可惜了柳公权的书法艺术。五礼本意为粉饰太平,而官僚做事更不妥当,皇上也不以为非,有识之士由此知道宋朝的国运不会太长了。
明建文三年(1401年),黄河决口,灌入漳、卫两河,洪水淹没大名府城,巨碑前倾,随之湮埋地下。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春三月,大名府知府顾玉柱探得此碑下落,将其发掘出来。掩埋于地下147年的巨碑重见天日,但碑身却已断裂为九块,碑座龟头亦不知去向。因碑身为石灰岩质,久经风蚀雨销,文字现已模糊不清,包括碑身侧面残留的柳公权真迹,亦了无痕迹,除碑额“御制大观,五礼之记”两行八字,全碑再无清晰可辨的文字了。
此后,该碑又在大名县双台村地面上躺了400多年。
清道光30年,任大名县学教谕的高继珩写有一诗,记录的就是此碑仆地的景象:“古道停车处,丰碑仆地眠。境传城邑旧,字蚀政和年。趺裂頽青石,苔荒绣紫钱。何人更扶植,应赖使君贤。”
1936年,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营造学社”创办人之一的刘敦桢,在调查冀豫鲁古迹时来到大名,留下了他的记录。在《河北、河南、山东古建筑调查日记》中,他写到:“(10月30日)下午一时,赴城东十五里的双台村,此村居宋大名府之中点,旧曰城垣,虽已湮没,四周犹存土堆断续,尚可隐约辨其故址。知旧城范围,实较今城更为辽阔。村西南有巨碑倒仆地上,徽宗所书《五礼碑》也,高十一米六十厘米,约合营造尺三十六尺余,远非明、清诸碑所能望其项背,洵伟观也。”
新中国成立后,文物保护工作得到应有的重视,五礼记碑也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周恩来曾先后于1956年11月、1966年4月,莅临大名,观瞻此碑。
1982年,河北省政府将此碑正式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局派专家学者到大名县实地勘察,确定将五礼记碑搬迁至石刻博物馆内,并制定修复方案,严谨科学施工;1989年5月,大名县配合省文物部门全部完成此碑的搬迁、粘接及立起工程,碑座粘接了重凿的龟头。千年石碑终于重新树立。
为修复残碑,加固断块,现在的碑体上紧紧箍起了三道一尺宽、一寸厚的钢板。2006年5月25日“五礼记碑”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礼记碑规模巨大,雕刻精美,是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的实证。虽已漫漶,但该碑残存着的两代书法家墨迹,仍使人临碑怀古,遐思无限。
如今,修复后的御制五礼记碑傲然屹立于大名县石刻博物馆内,向今人吐泻着它往古的雄姿**与风流无限。
文章来源:赵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