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磨灭的大名五礼记碑

□郜思凡

五礼记碑全称为“御制大观五礼之记”碑，最初立于宋代大名府皇宫外双台（即观礼台和阅兵台）之上，也就是现在的大名县双台村的位置，现迁于大名县石刻博物馆。

此碑形体庞大，为青石质结构，自下而上由基石、龟趺、碑身、碑额四个部分累叠而成。碑高12.34米，宽3.04米，厚1.08米，总重140.3吨，是我国目前已知的**古石碑，有“天下**碑”之称。

该碑碑首为八龙戏珠圆首，碑额正面透雕盘龙，两侧龙头朝下，龙嘴尖长，形象生动逼真，气势非凡。碑额阳面正中是宋徽宗御题篆刻“御制大观，五礼之记”双行纵排八个大字，十分清晰夺目，故后人简称五礼记碑，碑阴为宋徽宗御书“五礼之记”碑文。碑身两侧依稀残存有唐代书法大家柳公权墨迹。碑座为一硕大的赑屃，驮负石碑，虽然头部残缺，但仍然看得出雕刻工艺精湛，神态活灵活现。

该碑虽名为宋碑，其前身却是唐碑。

保存于大名石刻博物馆中的五礼记碑及高大碑亭。

据《金石录》《集古录》《宝刻丛编》《六艺之一录》《老学庵笔记》等著录所载，此碑原是唐朝魏博节度使何进滔的“德政碑”。宋代的五礼记碑，是在唐碑基础上改造而成的。

何进滔，字端公，唐朝灵州（今宁夏永宁县西南）人，祖籍灵武（今宁夏青铜峡市东北），自其曾祖始，何家就世代从军：其曾祖、祖父皆为本州军校，父亲何默为夏州衙前兵马使。何进滔自小即客居于魏州，委质军中，先后供职于节度使田弘正和史宪诚帐下。

唐元和十年（815年），田弘正奉诏讨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王承宗派骑兵攻击魏博兵营，田弘正派何进滔迎战，大胜之，因功升为衙内都知兵马使。元和十三年(818年)，讨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何进滔率铁骑攻郓州(今山东省东平县)，以功升授兼侍御史。

田弘正死后，何进滔依附于史宪诚。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魏博牙兵叛乱，诛杀节度使史宪诚，拥立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

魏博属唐代河朔三镇之一，强藩悍将之地。魏博六州即：魏州（今大名）、博州（今聊城）、贝州（今清河）、相州（今安阳）、卫州（今卫辉）、澶州（今濮阳）。

当时唐朝廷实力较弱，魏博六州长期割据，不服从中央朝廷管制，唐朝廷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授何进滔为左散骑常侍、魏博等州节度处置使，何进滔“为魏帅十余年，大得民情，累官至司徒、平章事”。

唐开成五年（840年），何进滔死于魏州任上。何进滔去世时，李昂当皇帝，即唐文宗。他深知朝政的弊端，且知何进滔为帅十余年，对朝廷供赋不绝，在当地很得民心。对于这样一位实力雄厚的地方大军阀，为表彰其政绩，唐文宗李昂下诏追赠何进滔为太傅，诏翰林学士兼侍书工部侍郎、**书法家柳公权撰文并书丹，梁王司马元度篆额，为何进滔立德政碑，并于当年建成，立于宫城外双台村观礼台上。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最早著录此碑：“何进滔功德碑，唐翰林学士承旨兼侍书柳公权撰并书。进滔，唐书有传。开成五年立，其高数丈，制度甚闳伟，在今河北都转运使公廨园中。”

唐朝廷之所以为何进滔树碑立传，除了他在任魏博节度使期间听从皇命，积极平叛，较得民心，且未与中央政权发生较大冲突外，更主要的还是中央迫于藩镇势力的淫威，采取的安抚和拉拢措施。

当时，唐朝藩镇割据特别严重，先是河北三镇，后来发展到40多个藩镇。他们就像近代的军阀一样，要么对抗中央，要么互相兼并。而魏博节度使何进滔、何弘敬父子实力非常雄厚，在河朔三镇中首屈一指，所以唐朝廷非常忌惮何姓的势力，想通过立碑的方式拉拢何家。

由此，“天下**碑”树立而成。

何进滔德政碑由于是柳公权亲笔书写，其书法艺术价值非常高，历代文人墨客十分喜爱，他们每临大名，必驻足观瞻，留下诸多赞誉之词。

宋人曾评价此碑：“进滔事迹固无足取，而柳公权书法为世楷模，此碑尤为雄伟。”“何进滔之事不足道，然以唐贤书法之工，后人所当宝爱。”此碑，是柳体碑刻中的精品，千百年来，广受瞩目，备享赞誉。

世事沧桑，此碑虽然经受住了岁月的磨砺，但在北宋末年却被人为损毁。

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宋徽宗赵佶为维护和巩固宋王朝的封建统治地位，下诏置仪礼局修编仪礼，把吉礼、宾礼、嘉礼、军礼、凶礼等五礼作为一代之制，修编成《五礼新仪》，并传诏各地官府刻石立碑，颁予天下奉行，其不奉行者论罪。

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大名府尹梁子美为讨好皇帝，毁何进滔之德政碑，将原碑文磨去，改刻了赵佶的《五礼新仪》，并立于大名府宫城门外侧，何进滔德政碑也因此而改为五礼记碑。

改刻后的五礼记碑一侧，仍残存柳公权书丹的真迹，特别是遗下“开成五年正月”六字，仍清晰可辨，成其原本为唐碑的一份确凿证据。故而，此碑又名“唐宋碑”。

碑上的宋徽宗字迹仍清晰可辨。

上世纪还残存的碑侧文字为柳公权真迹。

该石碑历经唐、宋两个王朝的磨刻，形成了其非常独特的唐碑宋承文化价值，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它不仅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见证，更是大宋陪都政治、经济、文化的见证，还是大名作为“河朔重镇”“北门锁钥”的军事战略位置的见证。因此，该石碑不仅是研究大名府历史难得的文物资料，而且是研究唐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文物资料。

两朝碑刻合于一璧，千古之绝唱也！

然而，柳公权书写的传世名作，却从历史中消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碑是宋碑。其碑上刻文如下：

礼缘人情而为之节，文先王稽其典常，制其等差，辨其仪物，秩其名位，所以正人伦，定尊卑，别贵贱也，故有君道焉，有臣道焉，有父道焉，有子道焉，夫倡而妇随，兄友而弟恭，莫不有叙，人伦正也。上不可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大不可以凌小，小不得以加大，无得而逾，尊卑定也。朝廷邦国乡党遂序有典、有则、有伦、有节、有条而不紊，贵贱别也。天下有万不同之情，先王同之于一堂之上。薄海内外，虽愚夫愚妇莫敢以私智侧言改废易制者，以分定故也。夫人伦正，尊卑定；贵贱别，则分守明；分守明，则人志一；人志一，而好乱者未之有也，下不好乱，上不僭差，而天下不治者亦未之有也。

先王以是成教化，移风俗，其和至于广乐，其大至于与天地同节，朕甚慕之。朕获承至尊，深惟祖考燕翼之谋垂休，锡羡功成治定，历考前世承平之久，莫如今日。然承五季礼废乐坏，大乱之后，先王之泽竭。士弊于俗学，人溺于末习，忘君臣之分，废父子之亲，先夫妇之道，绝兄弟之好，至以众暴寡，以智欺愚，以勇灭怯，以强凌弱。庶人服侯服，墙壁被文绣，公卿与皂隶同制，倡优下贱得为后饰，婚冠丧祭，仪节器用，家殊俗异，人自为制无复纲纪，几年于兹，未之能革。在昔，神考宪道立法，礼教聿新，以追三代之隆，谓安上治民，别嫌明微，释回增美，莫善于礼，亲降策问，下询承学，造廷之士将因今之材而复古之道，旗常服章之饰，是正讹舛，大勋未集仰惟先志，明发不昧，继而承之，罔敢忽怠，乃诏有司张官设属，讲求次叙，以书来上。朕一夜省阅，考验先王制礼之文，汨陈其制，先后无伦，婚冠失序，复命有司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乃作吉礼，以祀、以祭、以享；乃作凶礼，以哀、以吊、以襘、以恤；乃作宾礼，以朝、以会、以觐问；乃作军礼，以用众、恤众、简众、任众、合众；乃作嘉礼，以亲宗族、亲男女、亲宾客、亲异国。笾豆尊罍，冕弁旗常，车舆圭璧，羔雁幣筐，有不可施于今则用之有时，示不废古。有不可用于时，则惟法其义，示不违今。又为多寡之数，高下之等，长短之度，疏数之限，将自躬而达之天下，自朝廷而达于庶民，使士安于分，无见利忘义之心！人之所守，无犯令陵政之悖，四海以无拂，而天下如一家，争诉之端庶几乎息，廉耻之道庶几乎兴，而刑其措与。

《传》曰：商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商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百世可知也。今天下去周千有余岁，道之不明，未有疏于此时也；世染污俗，未有甚于此时也。朕因今之俗，仿古之政，以道损益，制而用之，推而行之，由乎百世之下，奋乎百世之上，等百世之王，若合符契，其归一揆，所谓百世而继周者也。虽其法其制，未颁天下，朕将礼刑并用，俟之以庆，赏刑威遹，观厥成焉。万机之暇，书其意，记其事，刻之因以兼明天下后世。

对改刻《五礼新仪》之事，诗人陆游曾在写于南宋时期的《老学庵笔记》中大为抱憾：“北都有魏博节度使田绪遗爱碑，张弘靖书；何进滔德政碑，柳公权书，皆石刻之杰也。政和（宋徽宗年号）中，梁左丞子美为尹，皆毁之，以其石刻新颁《五礼新仪》。”

李清照丈夫、金石学家赵明诚在《金石录》中也曾批评道：“何进滔碑亦云政和中，大名尹（即梁子美）建言，磨去旧文，别刻新制，好古者为之叹惜。今大名之五礼碑，当即梁子美所刻。绪进滔之事不足道，然以唐贤书书法之工，后人所当宝爱，佑陵改修五礼，意在粉饰太平，而牧守建言，辄为毁人自成之举，上亦不以为非也，君侈而疏臣谄，识者知宋祚之不长矣。”大意是说，磨去旧文，何进滔的事迹固然不足为道，但可惜了柳公权的书法艺术。五礼本意为粉饰太平，而官僚做事更不妥当，皇上也不以为非，有识之士由此知道宋朝的国运不会太长了。

明建文三年（1401年），黄河决口，灌入漳、卫两河，洪水淹没大名府城，巨碑前倾，随之湮埋地下。

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春三月，大名府知府顾玉柱探得此碑下落，将其发掘出来。掩埋于地下147年的巨碑重见天日，但碑身却已断裂为九块，碑座龟头亦不知去向。因碑身为石灰岩质，久经风蚀雨销，文字现已模糊不清，包括碑身侧面残留的柳公权真迹，亦了无痕迹，除碑额“御制大观，五礼之记”两行八字，全碑再无清晰可辨的文字了。

此后，该碑又在大名县双台村地面上躺了400多年。

清道光30年，任大名县学教谕的高继珩写有一诗，记录的就是此碑仆地的景象：“古道停车处，丰碑仆地眠。境传城邑旧，字蚀政和年。趺裂頽青石，苔荒绣紫钱。何人更扶植，应赖使君贤。”

1936年，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营造学社”创办人之一的刘敦桢，在调查冀豫鲁古迹时来到大名，留下了他的记录。在《河北、河南、山东古建筑调查日记》中，他写到：“（10月30日）下午一时，赴城东十五里的双台村，此村居宋大名府之中点，旧曰城垣，虽已湮没，四周犹存土堆断续，尚可隐约辨其故址。知旧城范围，实较今城更为辽阔。村西南有巨碑倒仆地上，徽宗所书《五礼碑》也，高十一米六十厘米，约合营造尺三十六尺余，远非明、清诸碑所能望其项背，洵伟观也。”

新中国成立后，文物保护工作得到应有的重视，五礼记碑也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周恩来曾先后于1956年11月、1966年4月，莅临大名，观瞻此碑。

1982年，河北省政府将此碑正式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局派专家学者到大名县实地勘察，确定将五礼记碑搬迁至石刻博物馆内，并制定修复方案，严谨科学施工；1989年5月，大名县配合省文物部门全部完成此碑的搬迁、粘接及立起工程，碑座粘接了重凿的龟头。千年石碑终于重新树立。

为修复残碑，加固断块，现在的碑体上紧紧箍起了三道一尺宽、一寸厚的钢板。2006年5月25日“五礼记碑”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礼记碑规模巨大，雕刻精美，是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的实证。虽已漫漶，但该碑残存着的两代书法家墨迹，仍使人临碑怀古，遐思无限。

如今，修复后的御制五礼记碑傲然屹立于大名县石刻博物馆内，向今人吐泻着它往古的雄姿**与风流无限。

文章来源：赵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