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庐紫山的明朝诗人宋之韩

                                                       吴蓉

宋之韩，1532年出生在武安城内一个儒者之家。其父宋煚，是当地有名的孝子，宋煚死后，在武安城衙门口街，建有旌表其孝行的牌楼，其名列入县孝子祠。董其昌曾作《题宋孝子诗册序》，以表宋煚的孝行。

受家风影响，宋之韩自幼聪慧，酷爱读书，“于书无所不读，五经大义，皆能诵解，诸子百家，下至医卜技术，无不究晓。”不仅熟谙五经六义、诸子百家，对医学、卜卦等杂书也饶有兴味，广泛涉略。

嘉靖四十一年（1561），宋之韩考中举人，四十四年（1565）再登进士科，首次入仕，任襄陵令。

襄陵县位于今天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西北，交通十分便利，有通往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的驿路穿过县境，来往官员都会在此歇脚。按明朝的财政制度，政府预算中没有旅费一项，驿站名义上由兵部掌管，实际上一切费用，即来往官员及随从所需食物、马匹和船轿挑夫全部由地方负责。“兵部只发给旅行人员一纸勘合：驿站所在之处，即须按照规定供应。”（苏同炳《驿递制度》）地方对来往官员不敢有丝毫懈怠，招待费用往往远远超出预算，这让历任县令叫苦不迭，也给本县百姓增加了很多额外的负担。宋之韩到任后，对来往官员招待支出进行管理，严格按照勘合中的标准做好供应工作，缓解了驿站供需费用不足的问题。

除了宋之韩，有明一代，有明确记载拒绝过往官员滥用权力、增加地方负担的另一位县令，是1558年浙江淳安知县海瑞，只不过海瑞做得更加不留情面，他把过境官员、钦差大臣鄢懋卿“素性简朴，不喜承迎”的官样通令节录在禀帖里，连同自己严格按要求接待的决心，直接送到鄢懋卿手中。鄢懋卿接到禀帖，连淳安都没有进，直接选择绕道而去。（《海瑞集》）

土寇也常常光顾襄陵县城。隆庆元年（1567），襄陵县城又遭袭击，因守城兵力不足，加之此城为土城，险被攻破。宋之韩立刻下令派遣民工士卒开渠，将汾水引入护城河，加固城防。眼见攻城不得，土寇只得撤退，全城百姓免遭兵难。为防后患，宋之韩申请改土城为砖城，被批准后，他带头捐出俸金百两，亲自筹划督建，耗时三个多月，砖城竣工，百姓对土匪侵扰的后顾之忧随之解除。

在任期间，宋之韩还主持续修了襄陵县志。清康熙襄陵县志纂修者、康熙五年襄陵知县谢国杰序说：“襄陵邑乘，旧传有手稿，只载城郭、官寺、田赋之事，不知昉于何时。明成化丙午，知县李咨始成县志十九卷，嘉靖乙丑知县宋之韩，命教谕吕调元又为续志，纂成于隆庆二年。”

雍正版《襄陵县志》中的宋之韩小传

隆庆版、康熙版、雍正版《襄陵县志》和民国版《武安县志》都记叙了宋之韩任职襄陵期间的诸多政绩。雍正版《襄陵县志》载：“宋之韩，武安人，由进士嘉靖四十四年任，才猷迥异，气宇渊宏，朝夕自奉，皆以俸易人，不得干以私，招复流亡，开垦滩田，民咸德之，审编独出真见，速而且公。邑有轻生以命图谋者，核实不少假贷，刁风寝息。严四门盘诘，勾差无扰狱讼，无留滞庠士，时加训迪，置赡学田三十亩，为作课之需，启圣乡贤名宦各改建祠宇学宫摧倾者及县镇城垣，俱以序，修葺有记，可征祀名宦。”

宋之韩在襄陵任职将近两年，对内刻苦自检，对外开垦滩田，整治刁风，善待儒生，修建学堂，可谓爱民如子，累著佳绩。之所以离开襄陵、迁职西安，是遭人诬陷，具体原因无从查询。襄陵百姓得知宋之韩离任消息群情愤愤，宋之韩却毫无愠意，与百姓告别后，一路向西，摇鞭赴任。

宋之韩是以府丞之职到任西安的。西安府丞专管永丰仓事。永丰仓是关中地区**粮仓，向来蠹弊百端。到任后，宋之韩全力整饬，仓事不久为之一新。

在西安，宋之韩还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改建西安城墙。

在武安历史上，有三位文臣武将，奉诏督建京都或改建曾经的皇城。其一是宋初武将、武安邑城镇南沟村人韩重赟修建京都汴梁（今开封），其二是明初重臣、武安西马庄人郭资督建北京，其三就是宋之韩改建西安城墙。

对比发现，宋之韩的官职远不如韩重赟、郭资显赫，与当朝皇帝关系也远不如二人深厚。韩重赟是宋太祖赵匡胤少时“义社十兄弟”之一，他深知赵匡胤对洛阳皇宫情有独钟，在众人反对的情况下，督建汴梁，留下“汴梁皇宫仿洛阳”的典故。郭资与永乐皇帝朱棣关系更为亲密。靖难时期，朱棣统兵作战在外，郭资镇守大本营北平，负责供应粮饷，通力携手，直至靖难胜利。朱棣登基后，封郭资北京行部尚书，**任务便是修建北京。郭资不负皇命，奉诏督建十八年，永乐十八年迁都时，北京一派恢宏气象。在武安，至今留有“北京城，郭资修”的民谚。

宋之韩以西安府丞赴任时，他在当权者那里留下的所有印象也许只是官员花名册上的一个名字。尽管当时恰逢西安拟建砖城，尽管宋之韩筑襄陵城督率有方，但改建城墙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本可以拒绝，最起码推辞一下，可没有，他仍如襄陵遭陷后赴任西安一样，毫无怨言、无条件地承担下这份“份外之职”。

西安城墙是中国历史上最**的城垣建筑之一，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至洪武十一年（1378）完工，在隋唐京城的皇城基础上扩筑而成。建成之后，虽然经过几次修缮，但到200年后宋之韩到任时，已是处处败迹，防御功能也大大降低，加之西安不是大明的政治经济中心，国家重视程度小，投入减少，修缮起来会更加困难。

凭借在襄陵的筑城经验，宋之韩着手对西安城墙进行改建，这也是西安城墙首次由土墙改建为砖城。经过两个月的辛苦督建，总长40里的砖城告成，城高墙厚，巍峨壮观，加之深挖的护城河，整体防御功能趋于完善。时任陕西巡抚张祉评价此举有“仓去百年之蠹，金汤壮千载之功”，并以此向上推荐宋之韩。

同是身负皇命，与韩重赟、郭资相比，宋之韩的西安之治没有在民间留下类似“汴梁皇宫仿洛阳”“北京城，郭资修”的典故或民谚，翻看众多西安城墙建筑史，此次改建之功也几乎都记在张祉名下，对宋之韩鲜有提及。

如今，登临西安古城墙，手触墙上青砖，感受指间粗砺，领略它的古朴深沉时，请一定记起这位曾在西安城下，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建筑大师”、武安人宋之韩。

从西安来到紫禁城，宋之韩一路擢升，先后任户部员外郎、刑部给事中。仕途顺利的他本以为这是实现更大政治抱负的开始，却没有料到，这里的权斗故事层出不穷，自己很快就被裹挟其间，欲罢不能。

隆庆六年（1572）七月初六的吏部京察，是隆庆年间进行的第三次京官考察。在这次考察中，包括刑部给事中宋之韩在内的三十二名官员被免去公职；吏部主事许孚远等五十三名官员降调外任；光禄寺寺丞张齐等二人以及司丞陈懿德闲住，即带薪免职；尚宝司卿成钟声调外任，不得再留京城。

如果孤立地看，这只是一次例行考察，与前两次考察没有任何区别，官员去留也是正常任免。以宋之韩为例，此次他被拿下，直接原因是他上了一道奏疏——《劾冯保四逆六罪疏》，被指不实。

两个月前，穆宗驾崩，神宗即位。宦官冯保上位为掌司礼监兼提督东厂，并亲自宣布遗诏，内有穆宗嘱托“三阁臣并司礼监辅导”神宗皇帝等语。明朝向来没有司礼监干政甚至辅导皇帝的先例，宋之韩上奏，指责冯保专擅朝政，有假传圣旨之嫌。在奏疏中，他例数冯保耗国不仁、窃盗名器、贩鬻弄权、贪纵、吞噬疆域、荼毒凌虐六罪，请求神宗“敕下三法司，亟将冯保拿问，明正典刑”。因为这道奏疏，宋之韩得罪了“倚凭城社”的冯保，“冒触忌讳，一言出而祸辄随之”，很快就被革职为民，过上了“娱亲课子”的日子。（《主敬堂文集序》）

但其真实原因远不止得罪一个冯保这么简单。此次京官考察前二十天，内阁首辅高拱被罢官闲住，而落马官员多为高拱在职时提拔，这就别有深意了。

在明朝的内阁斗争中，这样的事屡见不鲜。《明史》载，“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势烜赫。其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桂等并居言路，日夜走其门，专务搏击。”这些行径被现代学者张宏杰称之为“充当权贵的鹰犬”。（张宏杰《陋规：明清的腐败与反腐败》）

仍以宋之韩为例。他是在高拱任上从西安府丞一路擢升至刑部给事中。作为高拱门人，他之前曾被当做最韧的一支利箭，“具疏且论张居正”。张居正知道后，责问高拱。高拱否认是自己主使，说：“亟呼而止之……请出之外，以明我心。”次日清早即赶到吏部，调宋之韩出为某省参政。（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

可见，阁臣间的纷争促使他们各自培植自己的势力用做攻击对方的箭簇，旗下官员往往成为斗争中的牺牲品，宋之韩正是其中一个。在这之前，他谏疏不断，如《请近儒臣疏》《请复屯田疏》《论三弊六事疏》《条献漕河要务疏》等均凿凿可据，其不避权贵、为官敢言甚至被《主敬堂文集序》作者吴应庚视为“杨左诸公谠言直谏之嚆矢”，但无论奏疏言辞如何直切，劝进都是他身为中央谏官的份内事。因此，尽管《劾冯保四逆六罪疏》内容“令人洞心駴目”，但罪不至革职为民。可在历史的大背景下，他于不觉中卷入政治纷争，更无力改变成为箭簇的命运，这支箭簇射出后不可避免地迅速落地，旋即被扫地出门。

算起来，从入仕到离开宦海，不过才八年时间。壮年见弃，是遗憾还是如释重负？是愤懑还是如愿以偿？今人无法准确推测40岁的宋之韩离京途中的真实心情，但从《壬申放归写怀》一诗可以看出——起码在诗中，他欣喜于“幸沐君恩早放归”，并设想了“身闲细阐趋庭教，日永徐翻戏彩衣。篱菊欲黄新酒熟，东山携友醉斜晖”等数种场景。从此，世上不再有“于国计之休戚，生民之利弊，知无不告，告必勤勤恳恳，以冀君上之一悟”的谏官宋之韩，而代之以开启“开囿延宾以娱亲心，敦伦睦族以惬亲志”新生活的紫滨逸叟。他的诗世界也随之开始营造，用以安放他无处安放的心灵。

回乡后，宋之韩在武安城东北40余里的紫山脚下紫金泉（也叫紫溪）边辟园圃一处，自号“紫滨逸叟”，终日纵酒放歌，游乐于田园，寄情于山水，县内名胜地常留游踪，且每游必赋诗，到离世前的28年间，他写了许多反映田园生活的闲适诗，格调清新，感情真挚，被认为有陶渊明的“田园诗”风格，他本人也被誉为“田园诗人”。

他写过一首《渡紫溪》：

“斜抱荒村水一湾，幽人垂盼漫怡颜。树依溪岸容偏润，鸟睡沙洲意自闲。对月且须倾露滴，悲秋何必叹霜鬟。逐臣不避黄花笑，明日携壶看紫山。”

再看一首《闲居》：

“达人有乐地，乐地在田园。爱酒先耘黍，栽花数整樊。蜗涎界粉壁，柳线洒朱门。一暇闲中趣，休为忙者言。”

朝廷驱逐我，满山的黄花也嘲笑我，我都不怕，明天带上酒游紫山去；种地酿酒栽花，乐趣无穷，你们忙吧，我和你们说不着——追求超逸、希望摆脱尘世烦扰的情绪，在这两首诗中表达得非常透彻。

一湾洺水绕紫山

大自然往往是传统士大夫回避世俗纷扰的一片净土，更是暂避惊风骇浪的安静港湾。

在山间乡野，他发现了清新自然的风物之美，花草竞放，四季交替，“惟岸有柳，惟溪有鱼，以游以咏，其乐徐徐。”（《归闲》）“夹溪结茅屋，环屋千树林。深绿间浅绿，郁若山嵚岑。”（《闲居乐》）人人眼中有此景，人人笔下却未必有此诗。

万历十二年（1584）仲冬时节，武安县令王显仁邀宋之韩一同游览北响堂，排遣胸中郁闷。已经52岁的宋之韩欣然前往，与王显仁一同登上天宫峰顶，站在山巅，举目四望，无限风光尽收眼底。在山顶小酌后，乘着酒兴，宋之韩写下《甲申仲冬同邑侯王公登鼓山四首》，第三首这样写道：

“石鼓传奇自昔闻，冲寒来访意何殷。峰尖传斝波连汉，巘曲扬鞭袖拂云。宫殿当年夸壮丽，幨帷此日尚缤纷。千层石蹬行远憩，坐倚平坡对夕曛。”

此行，宋之韩十分开心，但由于时间仓促，未能尽兴。第二年（1585）深秋，他独自一人再次来到天宫峰顶，寺中长老置酒款待他，在禅房壁间，他看到磁州知州刘崇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写下的《登天宫峰二首》，非常欣赏，和着刘崇诗的韵，写下《登鼓山用磁州牧刘龙陂韵二首》，也成为在此地留下两首诗词的**一位文人雅士，其中一首情景兼融，颈联“龙潭灵作峰峰雨，石鼓威生面面风”中叠字的应用尤使全诗灵动，不失为佳作。

查阅《主敬堂文集》，找不到宋之韩为官八载的任何痕迹。加固襄陵城防保一方百姓平安、改建西安城墙留一处沧桑古迹、弹劾太监冯保以冀君上一悟，每件事都可能成为很多人口中的“当年勇”，而在宋之韩心里，似乎一切都已淡如云烟，随风而去。

他在《莲亭祝言》中，借写莲的形态，表达了深藏不露的愿望，“惟莲有子青更实，房以藏之完且蜜。淡而不厭厥味甘，有苾其芬香四溢。”莲子形状完整紧实，是因为有莲蓬容它藏身；它能香飘四溢，是因为其味清淡不浓烈。“老翁素性爱林泉”，他是真的归隐于田园，半耕半读，两耳不闻窗外事了。他甚至想把自己的文字世界一同藏起来。《主敬堂文集》编纂者之一、宋之韩元孙宋汝为在书前述略中说：“给谏公……尝手刻《青琐汇编》六卷、《紫滨逸叟诗集》八卷、《三才要览》四卷，藏之家塾，不求知于世，而世亦罕有知之者。”但天不丧斯文，在不久后的流寇播虐中，很多缙绅之家被劫掠一空，唯有宋之韩书稿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宋汝为在述略最后说，这是“给谏公之孤忠纯孝得不泯灭于人间世也”。

箪瓢自乐、归隐于野的人生态度并不意味着对政治的漠然。

宋之韩革职为民、回到家中时，才40岁，一生才华无处施展，却只能寄情山水，读书自娱，在大自然中求取心理慰籍，在典籍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但江山落败、百姓哀鸣的末世之状，让出世与入世、遁世与经世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他的脑海里，也交织在他的诗世界中，诵读揣摩间，会有越来越多看似消闲、实则不甘的情绪浮出纸面，让人们对“田园诗人”的定义产生些许怀疑。

《主敬堂文集》卷三的**首诗是《春早适近郊》：

紫溪有逸叟，壮岁归畋亩。千载何茫茫，惠夷堪尚友。斗柄初指寅，东郊已鞭丑。呼仆驾巾车，傍挂一壶酒。雪山传新容，古木撑秃肘。玉散几枝梅，金入千条柳。

最初的诗境非常闲适，但随后便流露出苦闷的情绪：“人生多愁颜，今兹开笑口。醉归度古原，猎人逐兔走”，“得兔时一欢，蹉跌间常有。追忆古人心，惓惓叹烹狗。”被朝廷所弃的愤懑显而易见，足见他并不是完全安逸于平静的隐居生活。

因此，在大自然中寻求心理平衡的宋之韩，会在游岳武穆王祠时生用世之念，“誓后燕云空唾手，旌回伊洛只酸心。故疆落尽中原泪，回首重看北骑侵。”（《再吊岳武穆王祠步刘用老韵二首》）；在望白起故城时发慨世之叹，“当日并吞留伯业，只今荒垒唤愁生。废兴事往嗟陈迹，仁暴心殊感世情。”（《过白起故城》）；在登鼓山时怀入世之思，“人事千年归草莽，山形万古只崔巍。临风把酒成多慨，更向山头一振衣。”（《甲申仲冬同邑侯王公登鼓山四首》）；甚至在六十岁生日时，写下“为国除奸言激切，居家养素乐优游。扶衰好把儿孙课，一点忠诚愧未酬”的诗句……种种情绪交织融合，构筑了他人生后半程的思想图景。

读书之余，宋之韩常常游走于阡陌之间，所见所闻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忧农意识。《主敬堂文集》共收录宋之韩诗作396首，其中有近百首记录雷雨霜雪和节令，诗也以此为题，并没有多少生动的乐趣，但如此热切地在意天候节气，默察自然的变化，源于他对农事的关注。他会为有雨而喜，“天外方垂线，檐头渐有声。含花因尽放，拈草藉全生。云湿心神爽，尘消眼界清。佳辰何以酹，催句盏须盈”（《春日喜雨》），也会为无雨而忧，“露下碧天高，晴空无片毫。锄耕陈夙苦，难黍慰今劳”（《课农》），甚至在一首祝寿诗的小引中写道：“邑中历春至夏不雨，人心惶惶”，可见，久旱不雨的忧虑在他心中没有片刻消除。

忧天本是忧农，这在《谷雨日大雨便于播谷民咸悦诗以纪之感事》《明农三首》《喜雪》等诗中均有体现，其中，《蚕妇行》以一个从京城流落农家的蚕妇口吻，形象描述了明朝中期农民在官府的无情催征下，终岁劳碌仅能裹腹的艰难生活，是彰显其对农桑之病真正关怀的优秀作品：

“妾生本京国，不识耕与桑。嫁与农家子，百年同糟糠。夫婿终岁苦，何曾有积仓。二麦尚未秋，炊釜已无粮。上天靳雨泽，下民忧恒晹。一食仍未饱，几欲枵肝肠。思解倒悬困，二月蚕事忙。蛾子欲出壳，桑芽尚未长。柔枝向阳取，采采不盈筐。布食计多寡，天时酌温凉。一夜过十起，何曾身着床。但忧茧非实，岂知容未妆。茧成出易粟，聊以事姑嫜。公家税孔棘，称贷能弗偿。新丝已卖尽，依然只空囊。无衣不暇补，无食不获尝。静言此艰苦，使人心彷徨。忆昔京华客，衣披云锦裳。出入九冲上，五色腾辉光。旌旗导车马，帷幄映轩堂。更余缠头锦，一笑掷优倡。感今还慨昔，我心殊悲伤。惟愿丝纶客，勿谓茧丝良。”

农业是民生之本，治国之本，宋之韩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在诗的结尾部分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民乃邦之本，民穷谁守邦。巡行补不足，俯恤起痍疮。未雨彻桑土，苞桑虑无疆。男有仓兮女有筐，嘻然，同乐太平乡。

除农桑之病，种种残酷的社会现实也深深烙印在这个中年人的心上，他在《别驾赵公祷雨有应碑记》中逐一列举，“或用刑太过以草芥良民者有之，或贪心靡志以剥民脂膏者有之，或衙舍不严下人纵虐者有之，或心术不正阳舒阴惨者有之，或词讼太滥冤抑不伸者有之，或谗谮肆行善恶不辨者有之。”这些沉迷于歌舞台榭、声色犬马的高官士绅所不能想象的不堪，令他惕然以苦，恻然以悲。

悲苦无以解，无奈的宋之韩只好向佛道中寻求精神寄托，故其晚年诗中多忘机、出世之语，如《佛光寺》中的“禅心久定同潭水，尘虑时牵愧葛藤。老眼经秋思尽展，与君还上最高层”，又如《登紫山》中的“谈禅见说因为果，入定方知色是空。挥剑且将斜日止，登山老子兴无穷”。在做好出世打算的同时，他仍想上到最高层，挥剑止斜阳，这与他中年登鼓山时“临风把酒成多慨，更向山头一振衣”的情怀何其相似，只是添了几多苍老的味道在其中。

40岁就被迫革职回乡，是宋之韩**的遗憾，但也许正是因为人生后半程远离庙堂，他才得以放眼苍凉世界，书写心灵之声，忧国忧民的困惑和深思才更显低沉彷徨。

1600年，宋之韩走到人生的终点。尽管历史提供给他的舞台并不大，他的表演也不够华丽圆满，但作为一介文士，最终能在家乡的山光水色之间结束这场演出，向人生谢幕，也是无憾无怨了。

文章来源：赵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