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逻辑学鼻祖公孙龙

□郑延芳

先秦时期的函谷关，西据稠桑塬高地，东临弘农河，南为秦岭，北濒黄河，是出了名的险隘要塞，关东六国之人想入秦，必须从这里过，实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所。

那一日，公孙龙骑了一匹白马，逍逍遥遥自赵国而来，想要叩关而入，却被守关的秦兵拦下。关吏盘问了他的来历，又看了一眼白马，告诉他：人可入关，马不能。原来，赵国当时正在闹马瘟，死了好多马。马可是各国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不能不重视，秦国正是害怕传入马瘟，勒令士卒严防，禁止赵国的马进入函谷关。

被拦在关口的公孙龙不慌不忙地说：白马非马，怎么不能过关呢？关吏愣了一下，白马明明也是马呀。公孙龙又说：我叫公孙龙，我是龙吗？关吏摇头，并心想：这个人肯定不是龙，倒很有可能是个脑筋不大好的疯子。公孙龙继续说：既然公孙龙不是龙，那白马也就不是马，自然就可以过关了。关吏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反驳，只能坚持说，上面有命令，凡是赵国来的马一律不得入关，我不管你骑的这是白马还是啥马，反正不能过去。

这时，公孙龙依旧侃侃而谈：“马”指的是一个物体的名称，“白”形容的是一种颜色，名称和颜色不是一个概念，“白马”是“白”和“马”两个不同概念联合在一起的，自然不能单指“马”。打个比方说，你想要马，那么给你黄马、黑马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要的是白马，那给你黑马、黄马就都不行了，这也说明“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不是马。

一番绕来绕去的高谈阔论之下，关吏已经完全被绕蒙了，茫茫然不知所措，又找不到理由来反驳，于是只能让公孙龙和他骑的白马过关了。

这个故事流传了两千多年，其中提到的“白马非马”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命题。

《公孙龙子》中的《白马论》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未可……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

公孙龙认为，白是一个独立的普遍的概念，并不限定于指向哪一种具体事物的颜色。同样，马也是一类事物的具有普遍性的一个概念，指向也不具体。而说到白马时，则限定到了比较具体的事物即白色的马。抽象的普遍性的概念如白、马，与具体的事物如白马，自然是有区别的。

他以寥寥数语，论述了马与白马二者的内涵、外延，也分析了这两个概念的差别，即个别与一般的差别。今人看来，他夸大了二者的差别，使之割裂并加以绝对化，从而否认了个别，只承认一般，使一般脱离个别而独立存在，把抽象的概念当成脱离具体事物的精神实体，从而导致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结论，使原本的逻辑学萌芽陷入了诡辩。

而在当时那个历史时期，他的这套说辞不但让函谷关的小关吏无言以对，也确实让许多学者都无法反驳。

陈列在邯郸市博物馆二楼的“白马非马”摆件。

公孙龙因“白马非马”一辩成名，蜚声列国，引起了诸子百家的关注。当然，有很多人是不服气的，其中儒者孔穿在一次路过赵国邯郸时，便专程跑来平原君府上，找公孙龙论战。

《公孙龙子》中《迹府》，便记载了孔子六世孙孔穿与公孙龙辩论的故事。

孔穿先是降低姿态，貌似很谦恭地表示，自己是慕名前来拜师的，只是对公孙先生“白马非马”的观点不敢苟同，如果先生能够放弃这个学说，他愿意当即成为其弟子。

这位孔穿先生也是谦虚得过了头，明明就是来打嘴仗的，偏偏要起个低调的开头。结果让公孙龙敏锐地抓到了破绽，一击而中。

公孙龙说：你既然想要拜我为师，应该是认可并接受我的学术观点的，而“白马非马”是我非常重要的学说，你却要求我放弃，你这是在教我做事吗？一面说要拜师，一面又教育我，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先生之言悖”。接着，公孙龙又说：“白马非马”这个说法，当年的仲尼先生也是赞同的。您的先祖都认可的事，您该作何应对呢？

孔穿好像还不大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公孙龙便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当初，楚王在云梦泽狩猎，“张繁弱之弓，载亡归之矢，以射蛟兕……”结果把弓给弄丢了。随从们要去把弓找回来，楚王却认为是楚国的国君丢了弓，也将会是楚国的国人拾到，又何必非要找回来呢？孔子听说这件事后曾评论道：楚王似乎讲仁义了，但讲得不到家，应该说人丢了弓、人拾到就是了，何必限定是楚国的人呢？由此，公孙龙认为，孔子是把楚国人和人区别开来看待的，且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那么，如今作为孔子的后世子孙、以仲尼为宗师尊崇儒家学说的孔穿，却来否定把白马与马区别开来的说法，这难道不是又一次自相矛盾吗？“先生修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学而使龙去所教”，那我公孙龙再贤良一百倍，也当不了你孔穿的老师呀。结果，“孔穿无以应焉”。

不仅是孔穿无言以对，当时许多学术大家都辩不过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

大家虽然辩不过，但心里还是不服气，更不认同他的思想。庄子批评公孙龙的学说是无用之言，扰人心智，让人困惑，“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儒家也认为公孙龙的理论有害社会，“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搞不好会让天下大乱的。曾经眼看着孔穿在辩论中落败的平原君赵胜评价公孙龙说：“其人理胜于辞，公辞胜于理。辞胜于理，终必受绌。”时人的普遍不接受，反衬出公孙龙在那个时代是多么另类，或者说超前！当然，这也为公孙龙的落寞结局埋下了伏笔。

今天看来，公孙龙的言论并非无懈可击，确实有诡辩之嫌。从逻辑学上说，“白马非马”讲的是“个别（白马）”和“一般（马）”的关系，但夸大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割断了二者的联系，尤其是公孙龙在辩论中悄悄偷换了概念：白马其实还是马，白色不是马，“白马非马”在“白色不是马”的前提下肯定无人能驳。

但“白马非马”这个命题，蕴含了丰厚的语言智慧，假如经过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很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形式逻辑体系，可惜因为种种因素阻碍，渐渐隐入历史云烟，直到近现代才被人们重新认识和了解。

公孙龙以“白马非马”论，于诸子百家里别树一帜，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精彩一笔。而他能在先秦灿烂群星中脱颖而出，确立一派宗师的学术地位，所凭借的当然不仅仅是巧言善辩的三寸之舌，其学术理论自成体系，学术价值更值得今天的人们深入评估。

公孙龙所处的时代，周王室王权早已衰落，七雄并立，各国纷争，在儒家看来，是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天子有名无实，社会失去应有的秩序。

自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名”这一概念并倡导“正名”以来，儒、道、法、墨各家纷纷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对名、实关系加以论述。而公孙龙更是将“名实关系”作为一个专门的逻辑问题加以研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名家”学派。

在《名实论》中，公孙龙提出了“物”“实”“位”“正”“名”等几个术语，并将“物”解释为世间万物的总称，“实”是决定事物性质的本质属性，“位”指名与实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正”是指名是否符实的标准，“名”则是对事物的称谓。其逻辑思想为，任何一类具体事物都具有确定的属性、属于一个确定范围，从而为明确“名”的外延和内涵提供了客观基础。“白马非马”“离坚白”都是在这一正名原则的基础上提出的命题。

于是，他在《坚白论》中说，人们用眼睛看石头时，感受不到它的坚硬，只看到它是白颜色的，这就是没有坚硬；用手摸时，不知道它是白颜色，而感受到它是坚硬的，这就是没有白颜色。前一种是坚硬藏了起来，后一种是白色藏了起来，这可以称之为“自藏”。“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离。不见离一。一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就是说，看到它的白色，摸到它的坚硬，有“见与不见”的不同情况，这就叫离，因为石与坚、白不能互相包含，所以就分离了，分离了也就是藏起来了。他认为，白色与坚硬并不是结合在石头里面，而是脱离石头独立存在的。这就是“离坚白”学说的主要论点，这个学说把事物的各种属性与物质实体割裂开，又把它们一一孤立起来而否认其统一性，这在哲学上就意味着一般不是存在个别之中，而是可以脱离个别单独存在的。这种理论确实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瑕不掩瑜，放在两千多年前那个时代来看，依然是先进的、超前的。

在《通变论》中，公孙龙又以羊、牛、马为例，提出了类同必须俱有（有共同点）、类异必须不俱有（有不同点）和“俱有不必同类”以及“不俱有不必异类”的逻辑分类思想，为其名实理论提供了逻辑论证依据。该文艰涩难懂，却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涵，是先秦名辩分类理论的重要成果。

《公孙龙子》到西汉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14篇，到北宋时只剩下6篇。其中，《迹府》是后人汇集公孙龙生平言行写成的传略，《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等五篇为公孙龙所作，记录了他主要的学术思想，包括诸如“鸡三足”“火不灭”等一些堪称惊世骇俗的命题。

首篇《迹府》以“正名实而化天下”为宗旨，与压轴之篇《通变论》的结尾“两明而道丧，其无有以正焉”遥相呼应，全书诸篇内在逻辑关系紧密，前后对比，正反论证，举例得当，思维缜密，且具有中国逻辑思维特色，与古希腊逻辑、印度因明达到了相同的理论高度。

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以研究社会政治、伦理法制为核心，具有人文主义色彩；道家探索自我与宇宙，讲求天人合一，倾向自然主义。而公孙龙独辟蹊径，研究以逻辑分析为核心的语言哲学，是与那些传统的理性哲学所不同的知性哲学。他的学说看似诡辩，但如果以现代的学术眼光去看，会发现他对人们在逻辑表达方面的精确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有利于消除日常语言的随意性和模糊性。他的理论已经初具逻辑学的萌芽。

因为过于特立独行，公孙龙和他的理论不容于当世。而且，他的学说又不像儒学那样有利于帝王统治，以至被后世批判遗弃。可以说，公孙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颇具争议且曾经被严重低估的人物，他独特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及逻辑思想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坚持了物质**性的唯物主义立场，提出了类似古希腊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本体理论，这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一个独特贡献；他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知性认识理论和知性思维方式；他在中国思想史上**个提出了相对完整和系统的知性逻辑学说，论证了知性逻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的思维规律，上承邓析、伊文、惠施等先贤的名家学说，下启后期墨家和荀子的逻辑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

公孙龙在总结春秋末期思想家、名家学派先驱、郑国大夫邓析所开创的名实之辨的基础上，将名实问题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逻辑问题来加以研究，从而使逻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孙龙既是中国先秦名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又是中国逻辑学理论大厦的真正奠基人。正是在他的逻辑理论上，产生了与西方形式逻辑、印度因明逻辑平起平坐的中国逻辑系统。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载：“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平原君喜好名家论辩之言，公孙龙遂为其门客。

据《吕氏春秋·审应览》记载，赵惠文王十五年（前284年），公孙龙曾经带领弟子从赵国赶到燕国劝燕昭王“偃兵”。虽然燕昭王当面满口答应，公孙龙通过审时度势，却认为不可相信，因为他看到事实上“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他“循实责名”，猜透了燕昭王的真实内心，使燕昭王无话可说。

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年），秦国与赵国盟会缔约：“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不久，秦兴兵攻魏，赵欲救魏，秦王就使人责备赵惠文王不遵守盟约：“今秦欲攻魏，而赵欲救之，此非约也。”从字面上来看似乎是那么回事，赵国不知该如何回复。平原君向公孙龙问计，公孙龙建议，赵国也可以安排使臣去见秦王，就说赵国欲救魏，而秦国独不助赵，这也不符合盟约，“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打嘴仗公孙龙还没输过。果然，秦国得到回复后，有所顾虑，最终“兵至大梁而还”。

赵惠文王十九年（前280年），公孙龙与赵惠文王论偃兵之事。赵王问：“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说：“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公孙龙又一次以实正名，指出赵惠文王不真正具有兼爱之心，故不能行偃兵之实。

另据《战国策·赵策三》记载，赵孝成王九年（前257年），秦攻赵，是平原君使人向魏国求救，信陵君魏无忌窃符救赵，解了邯郸之围，虞卿因此为平原君向赵王请封。公孙龙闻讯后，连夜驾车入见平原君，指出此举甚不可行：“王举君而相赵，割东武城而封君者”，是因为平原君是赵王的亲戚，而“一解国患，欲求益地，是亲戚受封而国人计功也”，即计国人之功于亲戚名下。他建议平原君不要受封，平原君听从了他的劝告，并由此对公孙龙更加看重。

以上几件事可以充分说明，公孙龙并非某些人贬低的那样只会口舌之争、诡辩小术，他积极参与军国大事，不止于出谋划策，还能亲力亲为，将自己的学术理论化用于具体实践当中，十分自如得当，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赢得了功业声名。

作为名辩学派最**的代表人物，生活在东方古国的公孙龙所进行的种种理论探索及实践活动，和当时的西方智者们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参与了所处社会的历史性大变动，靠自己的智慧共同推动了人类思想认识的深化。这是人类文明史上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

当初，“白马非马”为公孙龙吸引了眼球，博得了关注；最终，也是“白马非马”让公孙龙败走了麦城，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赵孝成王十年（前256年），阴阳家创始人邹衍作为齐国使者来到赵国，平原君听说他知识渊博，也特别能言善辩，就向其请教“白马非马”论，并让他与公孙龙当众展开辩论。

邹衍的确是聪明人，他知道从言语上是无法辩过公孙龙的，就采取了迂回战术，称公孙龙“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并且以此为由不与其对辩，既避开了公孙龙的优势锋芒，又显得姿态很高。果然，平原君被他说动了，对邹衍的观点十分认可，而且从此逐渐疏远了公孙龙。五年后的前251年，平原君卒。次年（前250年），公孙龙也离开人世。

赵国人公孙龙，他的学术观点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认知水平，因而被污名为诡辩之术。而且，因其学说无益于帝王统治而被边缘化，乃至最终销声匿迹。当今天的人们回首审视，时光深处的他依然光芒难掩，那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逻辑学大师，是中国逻辑学理论大厦的真正奠基人。

公孙龙就出生在这片热土，邯郸何其幸也！

公孙龙，字子秉，赵国人。战国时哲学家，名家学说的代表人物。曾是平原君的门客，反对各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在思维逻辑上，提出“别同异”命题，着眼于“别”而不在“合”。他从严格区别事物的共性和个性出发，把“同”与“异”的矛盾绝对化，认为思维中的一切属性可以脱离本质而存在。

文章来源：赵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