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震惊的武安赵窑遗址
□郜思凡
■商代火炕遗址的发现,使中国使用火炕的历史从西汉提前到了商代
■出土铜器、陶器上的“↑”符号,指证赵窑遗址为商代“矢”国或“簇”国人的中心聚落
■对复原商王朝政治治理和防御体系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对研究战国时期赵都邯郸的战争防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出土的部分商代军事、民用器物
赵窑村,坐落在武安市北安乐乡东北洺河岸边的一个小村落,听起来平平无奇,但在邯郸的众多村落中,这里却有着极其非凡的悠久历史文化。因在这里发现的赵窑遗址,赵窑村这个小小村庄的名字开始不胫而走,扬名天下。
2020年,赵窑遗址被列入“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课题项目。2022年,赵窑遗址入选2022年河北六大考古新发现。
赵窑遗址位于赵窑村东南,处于北洺河与马会河交口的西南高台地上。这里从远古时期就河水流淌,群山环绕,非常适宜古代人类生活。
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赵窑村进行考古发掘。此次发掘,主要集中在赵窑遗址的东南部,发现了大量先商和商代的灰坑、陶窑等遗迹,并发掘墓葬22座,年代确定为晚商者共19座,其中9座有随葬铜器,皆为墓口面积在8平方米以内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另外,在这里还出土各种遗物500余件,有仰韶、商代及西周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
1975年,考古工作者对赵窑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与下七垣遗址相同性质的商王之墓,出土二三百件文物,其中11件青铜制品,其精美程度可与下七垣青铜器相媲美。如10号商墓出土的透雕龙凤纹铜柶,柶首饰勾曲环绕的透雕龙凤纹,凤鸟立于柶首,长颈回首,尖喙,圆睛,双尾后垂,身饰云雷纹;夔龙盘绕凤鸟一周,龙首内卷居中,龙身向上盘绕折而向下,身饰卷云纹,外饰一周扉棱。整体器型构思巧妙,工艺精湛,造型极富张力。
2021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武安市文物保管所组成考古队,对赵窑遗址进行第三次全面调查、重点勘探和发掘工作。
持续两年的田野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经调查、勘探确认赵窑遗址分布面积达110万平方米,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从距今大约6千多年的仰韶早期开始到汉代几乎没有中断。包括仰韶早期(后岗一期文化)、仰韶中期(庙底沟文化)、仰韶晚期(大司空类型)、龙山早期(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先商(下七垣文化漳河型)、商代、西周、东周、汉代等各时期文化遗存。
赵窑遗址所展示的文化时代跨度相当大,是冀南地区少见的典型遗址,为研究冀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其丰富的文化遗存是建立冀南地区完善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资料,是展示邯郸地区悠久历史和文化一脉传承的重要载体。
赵窑遗址地形与遗存分布图
据赵窑遗址考古领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商周考古部主任魏曙光介绍,持续两年的田野工作,共计完成发掘面积1300平方米。发掘区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区完成发掘面积340平方米,主要包含商代居址、战国花土坑以及少量汉代遗迹;南区共完成发掘面积960平方米,主要包含仰韶早期环壕、中商时期居址、中晚商时期墓地、战国花土坑以及金代墓葬。两区共清理各类遗迹182余处(座),出土可复原器物440余件(套)。此次发掘成果主要包含三个时期的遗存。
首先,发现了仰韶早期的环壕聚落。考古工作者在赵窑遗址南区发掘到一段长度为330米,宽度2.4-21.6米的壕沟。壕沟内碳样测年数据为距今6402——6297年,壕沟内出土陶片较为丰富,以泥质红陶为主,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夹砂红褐陶,可辨器形有柱足鼎、小口壶、弦纹罐、缸、敛口钵、折沿钵等,另有少量彩陶片,有红彩也有黑彩,纹样有竖线纹、网格纹等,陶器火候较高,制作精良,为典型的后岗一期文化遗存。
考古发掘并结合勘探表明,壕沟南北两端进入洺河河谷,并从发掘南区的西侧、北侧经过,形成环壕。环壕围拢面积约为1.3万平方米,围拢范围正是后岗一期文化的分布区域。
此次发现的仰韶早期环壕聚落,是后岗一期文化时期的重要遗迹,也是河北省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环壕聚落,开启了后岗一期文化聚落考古的新时代。
其次,发现了商代中型聚落。赵窑遗址毗邻殷墟,属于洹北商城与殷墟外围的区域核心聚落,与商都关系密切。考古勘探确认,新发现商代聚落的面积达22万平方米。该遗址商代遗存最为丰富,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居住址,二是墓葬。
出土的仰韶早期彩陶残片
居住址遗迹类型丰富,有环壕、石砌水道、房址、灰坑(窖穴)、灰沟、陶窑等,居址主体为中商时期,居址年代从白家庄期延续至殷墟一期;
在赵窑遗址商代居址中出土了丰富的遗物,包含铜、石、骨角、蚌、陶等。铜器有镞、凿等,石器有斧、刀、铲、镰等。骨角器有笄、镞、匕、角觿、铲等,并出土有卜骨、卜甲等,居址中有大量的制骨废料出土,动物骨骼利用率极高。蚌器主要有刀、镰等。陶器种类丰富,有鬲、甗、甑、深腹罐、深腹盆、浅腹盆、小口瓮、假腹豆、真腹豆、簋、小口尊、大口尊、厚胎缸等,另有陶垫以及纺轮。并有少量的仿铜磨光陶器与原始青瓷残片。在这些丰富的遗物中,卜甲、原始青瓷片、仿铜陶器、骨雕凤鸟纹笄等体现了赵窑遗址较高的等级。
此外,商代早期流行居、葬合一,晚商时期已经有了独立的墓葬区。从赵窑遗址墓葬来看,墓葬皆打破中商时期居址遗存,发掘区几乎不见晚商时期生活遗迹,因此可以看出,晚商时期已经形成独立的墓地。
墓葬年代从殷墟一期延续至西周早期,这一发现填补了河北商代编年体系的空白,可以建立冀南地区中晚商至西周初年完整的编年体系。
从居址、墓葬等商代遗迹来看,该聚落已经呈现出多层次的社会结构,且赵窑遗址晚商墓葬与殷墟文化基本一致,属于典型的殷墟文化。
在赵窑遗址中,既有双室的浅地穴式房址,显示遗址等级,同时也有深地穴式单室房址,二者分布于不同的区域,体现了聚落多层次的结构与功能区划,一些房址内有殉人,殉人被缚双手,俯身屈肢,灰坑中也有站立掩埋的人骨,这些人显然处于聚落最底层。
此次勘探,共发掘房址16座。北发掘区有8座房址,呈两排四列,皆为浅半地穴式,有台阶式门道,近墙壁处有一周柱洞。南区发现房址8座,多为深地穴式单间房址。在南北区发掘的房址中,五号房址前室的发现最为重要。
五号房址是一座半地穴双室房址,前室居北,后室居南。在前室东壁北部、门道台阶南侧有一半圆形壁炉,壁炉直径0.8米。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类似火炕的热力传导系统。
经解剖发现,前室底面西部异常坚硬,硬土面下方有一层厚3厘米的灰烬。前室底部有一条红烧土浅沟从壁炉底部沿房址北壁向西,在北壁中段浅沟分成3股,从不同方向进入硬土面下方。南壁下方也有一条红烧土浅沟,向西与硬土面相连,向东与房址东南角的灶坑相连。从壁炉经红烧土浅沟进入硬土面下,再经红烧土浅沟与灶坑相连,如此形成一个完善的导热系统。
挖掘出的热量传导系统房址
据专家推测,五号房址前室的硬土面应是火炕面,因坍塌而凹凸不平,红烧土浅沟就是烟道。从出土的陶器分析,五号房址的年代为晚商早期。
火炕是我国北方居民的取暖设施,此前我国有关火炕的最早记录是2006年在保定徐水东黑山遗址发现的西汉火炕,此次赵窑遗址五号房址发现的则是商代火炕。这一发现使中国使用火炕的历史从西汉提前到了商代。
深地穴式房址在房室底部贴近壁面有一壁灶,壁面上有一周凹槽,与壁灶相连,凹槽内因长期烘烤呈砖红色,推测从壁灶产生的烟气顺凹槽在室内流动,是另一种采暖方式。这两种取暖方式对于研究中商时期的环境变迁以及北方冬季御寒取暖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此外,赵窑遗址口小底大的袋形窖穴用于存储,坑壁修整齐整或涂抹草拌泥,这些发现都生动地展示了商周时期河北地区人们的生活场景,复原了商周社会生活。
另外,在铜器与陶器上发现“↑”形符号,推测赵窑遗址可能为商代“矢族”的中心聚落。赵窑遗址1960年发掘的两件青铜器和一件陶器上有“↑”符号,2022年发掘出的一件青铜戈和磨光陶片上亦见到相同的符号。学界一般认为青铜器上的符号代表族徽,“↑”代表“矢”族或国。在甲骨刻辞中矢是一方国名。武丁时期矢方似与商王朝为敌,为商王朝所征讨。严志斌教授在《商代青铜器铭纹研究》一书中认为“武安赵窑一带可能是矢族所在地”。与甲骨刻辞相契合的是,赵窑遗址武丁前后的遗存最为丰富。结合赵窑遗址的规模、等级、时代,所以推测赵窑遗址应是矢国的核心区域,即都邑。
此外,还发现了战国时期赵文化军事遗迹。在赵窑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战国时期长方形花土坑35座,花土坑填土内出土了铁铤铜镞的箭,镞皆为三棱状,部分箭镞成捆出土,也发现有铁环首刀,同时伴有少量动物骨骼。部分花土坑内填土呈灰绿色,填土的植硅体检测分析表明,与古人日常生活饮食的关联较少,应该不是一般的生活遗迹。
另外还有三处石块垒砌的石堆,略呈长方形。石堆与花土坑相呼应,可能为地面上的掩体,因此推测这些花土坑与军事活动相关,应为藏兵坑,既能隐藏,又可以抵御严寒。赵窑遗址位于太行山东麓由低山向丘陵的过渡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遗址中发现的战国时期军事遗存,与赵窑遗址处于军事交通的咽喉位置相符合,同时深度吻合战国末期的秦赵战争背景。
赵窑遗址分布面积大,文化内涵丰富,延续时间绵长,是研究冀南地区史前至秦汉时期考古学文化演进的绝佳范例。
赵窑遗址居址从白家庄期延续至殷墟一期,墓葬从中商时期延续至西周早期,进一步完善了冀南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并揭示了商代冀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演进历程。这一发现深化了商代治理体系认知,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太行山东麓商周考古的空白,是复原商王朝政治治理和防御体系的重要实物资料,对于研究战国时期邯郸的战争防御工事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对赵窑遗址考古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化、精细化,赵窑遗址必将提供出更丰厚的文化内涵,揭秘远古时代留下的更多历史密码。
参考文献: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魏曙光 张鹏 张亮 刘四亮,《河北武安赵窑遗址——构建洺河流域文化谱系,揭示邯郸地区文明进程》
文章来源:赵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