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光：

从豪门公子到八路军“电讯大王”

卫庆前

王士光原名王光杰，祖籍天津，1915年出生于北京，在家中排行老四。王士光的父亲王治昌，曾任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商务司代理司长、农商部工商司司长等职，具有民族气节；母亲董洁如出生于富商家庭，一生追求进步，倾向革命。

王士光家庭殷实，生活无忧，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天津中日中学上的初中，1931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就读高中。在北师大附中三年，他对物理、数学的兴趣极为浓厚，并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1934年王士光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35年转入清华大学电机系，这个时期他对无线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清华大学王士光学习成绩优秀，然而国家的内忧外患唤起他投身革命，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王士光投身其中，不久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迁往西南内地，王士光没有随校转移，而是留下继续参加抗日活动，并于1938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收听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抗日广播，把内容记下来进行抗日宣传，王士光在家里组装收音机和无线电台。他经常用家里给的零花钱购买电子元件，并深入钻研，掌握了收发报技术。

1938年7月，王士光准备奔赴抗日战场的时候，接到了去天津敌占区组建地下联络站和电台的任务。河北省委（地下党）的领导同志向他征求意见时，他没有任何犹豫，毅然接受了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这个秘密机关和电台是专为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及时与党中央、北方局保持联络，指导河北、天津地区的抗日斗争而设置的。

按照地下党的指示，王士光与比他小6岁的王兰芬（后改名王新）以夫妻身份作掩护，在天津组建党的秘密电台。党组织在英租界林莫克道的一个叫伊甸园的小洋楼上为他们租下住房，考虑到王兰芬只有17岁，年龄太小，党组织又找了一位40多岁的烈士家属及孩子，扮成他们的婶母和弟弟。

这时，王士光化名叫吴天厚，公开职务是一家电料行的技师；“夫人”王兰芬化名叫黄慧，在家操持家务。夫妇俩还以丈夫感染了肺结核，不得不分床睡为理由，在婚房里摆上两张单人床。“以黄河为界。”王士光幽默地打比方，所谓的“黄河”是一台八仙桌和4把吃饭用的椅子。

1938年，做地下工作的王士光与王新。

王士光把发报的电台伪装成收音机的形式。起初用的是美国生产的收发报机，后来考虑到发射机和电源噪音太大，王士光特意从家里拿来自己组装的电台和电源。**次试机机器就“打了火”，幸亏早有准备，迅速修理好了。

几乎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展现的场景一模一样：在这幢三层小洋楼的楼顶，每天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王士光开始工作。三伏天的夜晚，旁人都在屋外挥舞着蒲扇，他却躲在屋子里，把门窗捂得严严实实，用绒布把发报机的电键包裹起来，聚精会神地发报收报。

“妻子”王新**的娱乐就是在阳台上跳绳，这是表示安全的讯号。有时候下班回来，望着“妻子”在阳台上蹦蹦跳跳，王士光会上前帮忙甩绳圈儿，有时候还会和她一起跳绳。也有的时候，阳台上会立着一根竹竿，当然这也是联络的安全信号。

通过这座地下电台，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及时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了联系，在当时**的“冀东暴动”中，这部电台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8年12月，根据中共平津塘点线工作委员会的批准，王士光与王新这对假夫妻正式结为真伴侣。

1939年底，地下电台撤销。根据组织上的安排，王士光和王新来到平西根据地，王士光担任晋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而王新在农村开展妇女工作。

1940年春天，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他们各自随着部队转移，就此云天相隔，失去了联系。王士光到了山西武乡八路军前方总部，任通信三科材料股股长。听说王新随部队去了东北解放区，王士光曾委托人打听，然而得知有5个名叫王新的共产党人，甚至还有消息说王新牺牲了。

妻子生死不明，使得王士光变得孤独沉默。这个时期，他衣服又脏又破，大小也不合身，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候，他嘴巴干裂成一道道血口子，眼窝也变得深陷。

还是前面那篇报道说，“由于日夜辛劳，疟疾和痢疾同时侵入了他衰弱的身体，面黄肌瘦”。同志们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如果身体有病停止工作，那是革命的损失”，把自己的健康置之度外。

1945年12月，国民党为进攻解放区，空运两部归航台，打算安装在国军控制的新乡飞机场。由于是晚上，误降在我军控制的焦作飞机场被俘获。

根据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的指示，王士光派人将归航台运回太行解放区。这时的王士光已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通信三处副处长。

看到归航台，王士光大喜过望。精通无线电技术的他提出，把归航台改装成一部短波广播发射机，一部中波广播发射机。他的建议得到上级支持。在没有图纸、技术资料和计算工具的情况下，王士光自己分析计算，进行设计。由于需要动力电，改装工作在解放区邯郸西部的峰峰矿区街二庄进行。没有零配件，就自己动手研制。所需的钢材，是破坏敌人铁路时运回来的铁轨；铜材是从民间购买的铜钱，电镀用的纯银电极是用银元电解而成；铝皮是用缴获的飞机机身上拆下来的，化成铝锭后再用铣床铣；买不到电表，就用缴获飞机上的电表和水温表改装；各种绝缘子是自己制作模具，到彭城镇压坯后烧制的。

1946年8月，两部发射机安装就绪，王士光找来太行《新华日报》的一篇文章播送。经试播反应良好，短波能够传到长江以南的国民党统治区，甚至国民党军配备的美国步话机也能收听。9月1日，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通过更加强大功率的广播电台在祖国的万里天空上传播，解放区又增添了一部毫无阻挡的红色电波。

国民党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王士光又奉命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频率改制广播电台。1947年3月当陕北台停播时，邯郸“陕北”广播电台及时接替工作，确保了党中央的声音一天不中断。来自太行山的红色广播，也成为令蒋介石、胡宗南感到非常恼火的“历史之谜”。为此，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司令部和军区政治部联名授予王士光“特等功臣”奖旗和“人民功臣”银质奖章。

有一天，王新在报纸上看到丈夫的模范事迹，终于在1947年，千里迢迢从东北解放区牡丹江找到太行腹地涉县，与丈夫团聚。

1948年王士光、王新与女儿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历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工业管理处处长，第三机械工业部无线电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中国电子学会**、二届副理事长，国防装备委员会技术顾问，中共八大代表。

“文革”中，王士光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加上和王光美的关系，审查、检讨，没完没了，最后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在狱中他无事可做，就索性写起书来。在小纸片上，他写满了密密麻麻的70万小字，足足钉了39本。出狱后，他一口气出版了12本无线电和雷达方面的专业书，再次显出传奇色彩。

1977年，王士光复职工作，被重新任命为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分工负责领导军工电子科研和生产。我国国防装备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发展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同步通信卫星（简称“三抓”任务）。为确保任务的顺利进行，他亲自领导组织协调电子工业系统为工程配套的各种电子装备、测控系统和高可靠元器件的研制和生产。

王士光坚持周恩来总理所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在组织这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中，以高度的责任心、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坚韧不拔地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成功地完成了各种装备的研制、试验、生产任务。

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中，他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受到国务院的嘉奖。

1988年，王士光离休，但他仍十分关心电子工业的发展，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他担任中国经济联合会顾问、中国工业经济协会顾问、机电部电子科技委主任、电子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中国电子学会顾问、北京电子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他在组织编写当代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一书中，贡献突出，获得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他主编了《中国军事工业丛书·军事工业·电子》一书，参加了《中国电子工业50年》一书的编辑指导。

2003年6月24日，王士光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走完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文章来源：赵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