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大唐命运的魏州刺史狄仁杰
□桂士辉 田振建
狄仁杰(630年-700年),字怀英,号祁溪,并州太原(今太原)人,唐朝宰相、政治家。
他一生刚直不阿,知人善任,为唐王朝连连举荐德才兼备的良臣,政绩**。任大理寺寺丞期间,他一年内判决大量积压案件,涉及一万七千人,却无一人冤诉。
当契丹攻陷冀州,逼近魏州时,刺史狄仁杰沉着应对,让百姓返田耕作,使契丹人不战而退,魏州百姓争相立碑颂德。
尤其在晚年的武则天犹豫于朝政归属问题上时,他苦口婆心加以劝说,巧解女皇之梦,成功恢复李唐政权。他因此被朝野公认为“唐祚送俊之臣”,有“北斗之南一人而已”之誉。
狄仁杰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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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孙万荣大举南下,河北震动。武则天起用彭泽令狄仁杰为魏州(治所在今大名大街村一带,唐后期改为大名府)刺史。
前任刺史独孤思庄畏惧契丹,尽驱百姓入城,修缮守备。而刚到任的狄仁杰却认为,契丹大军距离魏州还远,即便是契丹军攻城,自有办法对付,不必劳烦百姓,于是,让百姓返田耕作,不用惊慌备战。孙万荣闻风退兵,魏州民心得安,避免了一场兵祸。
武周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离开了魏州。
狄仁杰担任魏州刺史之职不过一年,但其留下的德政为魏州民众所感怀。次年,魏州官吏和民众在城西南(今孔庄村西北)为狄仁杰立生祠,建庙廊,塑其像,永享魏州民众供奉。
唐初,朝廷严格控制为地方官立碑建祠,故而生祠为数不多,且生祠的建立要经过严格的报批手续,非民间可以随意设立。《唐六典》明文规定:“凡德政碑及生祠,皆取政绩可称,州为申省,省司勘覆定,奏闻,乃立焉。”故而,有唐一代“当曰碑祠之难得”(顾炎武《日知录·生碑》)。
地方民众为离任官员建生祠、立德政碑,最基本的条件是“德之至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一曰仁,为惠政;二曰法,为善政;三曰谦,为和政。二德:一曰忠,为令德;二曰孝,为吉德。”(元稹《谢准朱书田宏正碑文状》)
在唐代所有的生祠中,狄仁杰魏州生祠最负盛名。魏州百姓感激狄仁杰使魏州避免了一场兵祸而立生祠,是出于狄仁杰对魏州的“仁”,但是,狄仁杰祠堂却因其次子狄景晖不仁而被毁。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载:“仁杰尝为魏州刺史,人吏为立生祠。及去职,其子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颇贪暴,为人所恶,乃毁仁杰之祠。”《册府元龟》中也记载:(狄仁杰祠堂,因其子狄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所恶,由是遽毁其神像焉。”狄仁杰教子无方,因儿子贪暴,殃及狄仁杰,致使魏州民众愤而毁坏狄仁杰神像、祠堂。
虽然因狄景晖导致狄仁杰祠堂被毁,但魏州民众对狄仁杰的功德并未忘怀。唐开元十年(722年)十一月,狄仁杰祠堂得以重修,李邕为之撰《唐魏州刺史狄仁杰生祠碑》,由张廷硅书丹。
开元十九年(731年)秋,诗人高适游历魏州,见到“北有故太师郑公旧馆,里中有故尚书郭公遗业,邑外又有故太守狄公生祠焉,睹物增怀,遂为《三君咏》。”以记其事。其诗云:“梁公乃贞固,勋烈垂竹帛。昌言太后朝,潜运储君策。待贤开相府,共理登方伯。至今青云人,犹是门下客。”
但在不久发生的安史之乱中,战火使狄仁杰祠堂遭到彻底破坏。但对狄仁杰始终充满感激之情的魏州百姓,并没有因祠堂被毁而忘却狄仁杰,他们深情地追忆狄公,“阖境同力,生祠其神。畏威怀仁,如在乎上。祈恩徼福,亦若有答……六十年于兹矣”。魏博节度使田弘正顺从民意,奏请朝廷修葺狄仁杰祠堂,并获得准许。
元和七年(812年)十一月,田弘正“咨议耆老,得是旧址”,重建狄仁杰祠堂,“上下有度,东西惟序。披图以立仪像,据品以昭命数”,并立碑记其事,“由是六州之人士,知狄公之崇德可享,而田公斯言可复也”。
田弘正重建狄仁杰祠堂,固然有着他浓郁的政治意味。因为建祠堂必须申报批准,数十年不沾王化的魏州,向朝廷申报建狄仁杰祠堂,无疑是表示魏州要归顺朝廷的意思。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顺应民意,魏州百姓普遍对狄仁杰感恩戴德,田弘正以此想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
重建后的狄仁杰祠堂,自此后“血食不绝”。每月初一,魏州民众来祠堂祭祀狄仁杰,而狄仁杰的神灵也护佑魏州避灾免祸,至迟在五代时期,狄仁杰祠堂已改称为“狄公庙”。
《玉堂闲话》载:“唐庄宗观霸河朔,尝有人醉宿庙廊之下。夜分即醒,见有人于堂陛下,罄折咨事,堂中有人问之,对曰:‘奉符于魏州索万人。’堂中语曰:‘此州虚耗,灾祸频仍,移于他处。’此人曰:‘诺,请往白之。’遂去。少顷复至,则曰:‘已移命于镇州矣。’语竟不见。是岁,庄宗分兵讨镇州,至于攻下,两军所杀甚众焉。”
翻译成今天的话:后唐庄宗镇守魏州,与后梁争霸天下时,曾有人醉后夜宿狄仁杰祠堂的庙廊下。半夜醒来,看见有人站在庙堂的台阶下拿着奏折请示公事。堂上的人问什么事,那人说:“奉上天之命,要在魏州索取一万人的性命。”堂上的人说:“魏州这地方很穷困,灾祸连年不断,还是到别的地方找这一万人吧。”奏事的答应说:“遵命,我这去汇报。”不一会他又回来了,对堂上人说:“已经决定到镇州去办了。”说完就都消失了。这一年,庄宗分兵讨伐镇州,两军在战场上死了很多人。
堂中之人就是狄仁杰的塑像,狄仁杰的神灵使魏州又避免了一场灾祸。
这个故事虽然荒诞不经,但追其本源,五代之际战乱不止,作为战略要地的魏州,梁、唐征战不断,百姓失业,困苦不堪,迫切渴望和平。这个故事所反映的,其实是民众对当年狄仁杰使魏州避免灾祸的无比敬仰之情,反映的是百姓祈恩求福,渴望止兵息战,安居乐业的思想。但神话中的狄仁杰,却将原本属于魏州的灾祸转嫁给他州,毫不顾及他州百姓的性命,使狄仁杰大有地方保护神的作用,这则是民间固有的狭隘思维了,真正的狄仁杰不会这样。
狄仁杰祠堂碑及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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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祠堂碑,高4.46米,宽1.46米,厚0.46米。青石质,顶雕蟠龙,每遇阴晦,似有黑龙绕盘其上,俗称“黑龙碑”。碑额阳篆“大唐狄梁公祠堂之碑”,三行三字排列。虞部员外郎冯宿撰文,胡证书丹并篆额。碑文字体工整,笔法俊秀有力。
狄仁杰祠堂在故城被水毁之前,是一处游玩胜地。祠堂坐北南向,祠堂北部是一处荷花池,再北是压沙寺,祠堂正西一华里是魏州罗城城墙。
后唐庄宗李存勖,早年随其父攻魏州曾驻扎此地,他在魏州登基后,故地重游,忆起当年狄仁杰祠堂胜景,仍无限神往。
随着历史的变迁,狄仁杰祠堂在今天已踪迹全无,惟有祠堂碑兀然矗立,向人们诉说那久远的往事。但狄仁杰始终没有被忘怀,在明清两朝,狄仁杰均列入名宦,配享文庙。
清同治年间,大名知府陈崇砥与大名知县庆之金、元城知县杨应枚出资建狄仁杰祠堂碑亭,元城县训导王文楷主持其事。现存的碑亭,是1994年中央党校捐资重建的。
还有个有趣的传说,滴溜酒是狄仁杰留下的酒,原名狄留酒,后改称滴溜酒。
此说,其实不妥帖。清李汝珍《镜花缘》第九十六回云:“垂拱年间,武四恩摆酒水阵遍列天下名酒,魏州滴溜酒为其一。”可见,清代的小说中,唐垂拱年间滴溜酒已经是天下名酒。但历史上,当时狄仁杰尚未担任魏州刺史,此酒指为狄仁杰所留,有违历史。
还有一个更为传神的故事。《太平广记》记载:“魏州南郭狄仁杰庙,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杰为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为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诣祠奠醊。仁杰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杰初不饮酒,诘之,具以事对。天后使验问,乃信。”
狄仁杰本人从不饮酒,但因每月初一魏州士女携酒到他的生祠奠醊,却让远在洛阳的狄仁杰搞得面有醉色,这的确很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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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篡位为何仅历一朝而没能延续?武则天为什么又回归母性的慈爱,转而重新拥立自己儿子李显为太子?几乎湮灭的李唐王朝怎么又能起死回生?
这一切,全靠狄仁杰。
武则天624年生,705年薨,她从690年登上皇位,一直做皇帝到死,可见其权力欲望是多么大。她比狄仁杰大六岁,但比狄仁杰多活了五年。狄仁杰两次入相分别是691年与697年,都是因武则天高度赏识而得以擢升。
武则天在皇椅上坐了十五年,对李唐子孙赶尽杀绝,杀儿子,杀儿媳,杀孙子,杀前朝大臣,毫不眨眼。血光刀影中,至高无上的皇权满足了她极度的快感,残留的一点李氏骨血就像风中的残烛,忽闪忽灭,稍有不慎,李唐江山就要断子绝孙万劫不复。所幸,在她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余烬中,一股原始母性的暖流竟然再次回到了她的身上。
武则天晚年最困惑的就是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传给自己子孙,在她死后大周政权势必为李唐取代;传给娘家武氏子弟,做为姑母在武氏家族的位置如何处理?狄仁杰以灵猫般的机警,抓住了武则天左右摇摆的心理,从而展开他强大的思想政治攻势。
狄仁杰向她慷慨陈词:“太宗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平定天下,就是将社稷传诸子孙。大帝(指唐高宗)将二子(指李显,李旦)托于陛下,陛下却要将天下移于他族,天意难合。且母子与姑侄哪个更亲?陛下立儿子为太子,千秋万代以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尚未听说侄为天子,而袝姑于太庙的先例。”
武则天说:“这是我们的家事,卿就不要管了。”
狄仁杰回答:“天子以四海为家,天下都是陛下子民,请问哪些不是陛下的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本统一体,何况,臣备位宰相,立嗣大事岂能不过问?”
狄仁杰率领拥李派竭力鼓噪,大造声势,打压武氏。这个时期的武则天,已经动摇了拥立武氏子弟的决心,但还没有最后决断,仍然犹豫观望。狄仁杰步步紧逼,见缝插针,继续进行他的思想攻势。
武则天是虔诚的佛教徒,狄仁杰自然不放过这一点对其进行思想灌输。武则天梦到与人在玩“双陆游戏”中败给对方,狄仁杰为她解梦:“双陆博弈,棋局有宫,宫中无子不能胜,这是上天警示陛下早日迎回太子。”武氏默然。
不日,武则天又梦到一只大鹦鹉双翅折断,为此大骇。狄仁杰向她娓娓而道:“鹉者,陛下姓也,双翅陛下二子也,陛下应当起复二子以顺天意。”
698年3月,武则天因复立太子一事,最后召见狄仁杰问询:“太子续立绝非小事,朕觉卿所言有理,忠臣事主,须一心一意。今日请卿再来,天下之位系卿一言,可朕之心则两全,否则杀不赦!”
这是武则天最后一次试探狄仁杰。明确告诉狄仁杰,符合我的想法就听你,否则我就杀掉你。狄仁杰没有被吓到,仍以李唐王朝为天道:“大唐之位,乃太宗皇帝之位,太宗平定天下,意在社稷由子孙万代继承,陛下岂能得而专有,更何况武三思之流!陛下是大帝(高宗)皇后,大帝患病,令陛下暂时监国,大帝崩,天下应归大帝嫡子。陛下高处帝位十有余年,皇位继承应归李氏子孙,岂可更生异意!”狄仁杰说到动情之处,“言发流涕”“几不自持”,武则天也被触动母子之情,心中恻然,趋前抚着狄仁杰的背说:“卿非朕之臣,乃唐社稷之臣,朕还卿储君!”
698年9月15日,狄仁杰在洛阳皇宫隆重主持皇太子册封典礼。武则天对儿子李显厉声道:“今日国老与尔天子,拜国老!”狄仁杰免冠顿首,“泣血洒地”,左右扶持,“久不能起”。
太子既立,李唐复辟已是早晚的事,但武则天对权力的原发性贪婪,加上武氏集团已在朝中根深蒂固,深知自己年老多病的狄仁杰恐日久生变,担心有生之年看不到大唐光复,于是暗地布局,设计多套方案,将后事托付给自己的故吏门生。
一次散朝后,狄仁杰动情地对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个弟子说:“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见五公盛事,冀各保爱,愿尽本心。”
700年9月,狄仁杰去世。704年12月,张柬之等五人率领狄仁杰旧部发动政变,杀死张易之、张昌宗,逼宫武则天,武则天最后下诏传位于皇太子,李显终于继承大统,是为唐中宗,李唐复辟成功。
遗憾的是,张柬之等人没有按照狄仁杰的遗嘱首先除掉武三思,后反被武三思所害,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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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匡扶唐室,没有造成社会动乱,分析其成功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方法正确,大打亲情牌,以武则天母子之情为切入点,触动武则天心底深处那泓本真的母性;
其次,他用自己的人品和能力深得武则天信任。武则天非常敬重狄仁杰,常尊称他为国老,从不直呼其名。因倚重他,对他的退休请求始终不予批准。她不让狄仁杰对自己行跪拜之礼,说:“每当看到您跪拜的时候,朕的身体都会感到痛楚。”武则天还免除狄仁杰晚上在宫中值班的任务,告诫其他官员:“如果没有十分重要的军国大事,就不要去打扰狄公了。”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痛哭道:“朝堂空矣!”此后,朝廷每有大事不能决断,武则天都会想起狄仁杰,叹道:“天夺我国老何太早邪!”。
狄仁杰两次拜相,均赖武则天鼎力支持。另外,二人关系也相当微妙有趣。史载,武则天和狄仁杰共同郊游,狄仁杰的帽子被风吹落地下,武则天躬身拾起,亲自给狄仁杰戴上。其君臣之间关系,可见一斑。
狄仁杰持身以正,慷慨凛然,始终以李唐江山社稷为要,没有掺杂一点个人私利。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评论甚是精彩:“以机权制物者,物亦以机权应之,君子险诈不如奸人,君子必败。以正自处,立于不可挠之地,而天时人事自与之相应。故所謂社稷臣者无他,唯正而已矣。”
中国古代士大夫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狄公是完美的践行者,他达到了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实际上,迎立中宗,复辟李唐,还有好多人都出了大力气,史籍也都确有记载,但为什么大家共同认为“致庐陵复位,唐祚中兴,诤由狄公,一人以蔽”?可以说,不唯狄公居功至伟,更是由于其高洁的人格和纯粹的理念。
唐朝自中宗之后,历代皇帝对狄仁杰及其后人多加褒扬。中宗追封他为司空,睿宗追封他为梁国公。狄仁杰在朝中辅政时,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已经是深谙世事的翩翩少年了,他自然是熟悉狄仁杰的。他在开元执政期间,颁诏狄仁杰配享中宗庙。唐德宗重新确定高祖以来的功臣等级,将狄仁杰与唐初名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马周等列为上等。807年,狄仁杰玄孙被授为右拾遗;828年,狄仁杰因其“恢复庙社,事形先觉”的功绩,另一玄孙被封县尉官职。
在民间自发的爱戴面前,上面这些“皇封”“国授”又算得上什么呢?
千百年来,狄仁杰一直受到百姓的广泛爱戴与颂扬,他不仅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更是历代人民心目中的青天父母。
传至今天的狄仁杰祠堂碑就是明证。
文章来源:赵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