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孙万荣大举南下，河北震动。武则天起用彭泽令狄仁杰为魏州（治所在今大名大街村一带，唐后期改为大名府）刺史。

前任刺史独孤思庄畏惧契丹，尽驱百姓入城，修缮守备。而刚到任的狄仁杰却认为，契丹大军距离魏州还远，即便是契丹军攻城，自有办法对付，不必劳烦百姓，于是，让百姓返田耕作，不用惊慌备战。孙万荣闻风退兵，魏州民心得安，避免了一场兵祸。

武周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离开了魏州。

狄仁杰担任魏州刺史之职不过一年，但其留下的德政为魏州民众所感怀。次年，魏州官吏和民众在城西南（今孔庄村西北）为狄仁杰立生祠，建庙廊，塑其像，永享魏州民众供奉。

唐初，朝廷严格控制为地方官立碑建祠，故而生祠为数不多，且生祠的建立要经过严格的报批手续，非民间可以随意设立。《唐六典》明文规定：“凡德政碑及生祠，皆取政绩可称，州为申省，省司勘覆定，奏闻，乃立焉。”故而，有唐一代“当曰碑祠之难得”（顾炎武《日知录·生碑》）。

地方民众为离任官员建生祠、立德政碑，最基本的条件是“德之至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一曰仁，为惠政；二曰法，为善政；三曰谦，为和政。二德：一曰忠，为令德；二曰孝，为吉德。”(元稹《谢准朱书田宏正碑文状》)

在唐代所有的生祠中，狄仁杰魏州生祠最负盛名。魏州百姓感激狄仁杰使魏州避免了一场兵祸而立生祠，是出于狄仁杰对魏州的“仁”，但是，狄仁杰祠堂却因其次子狄景晖不仁而被毁。

《旧唐书·狄仁杰列传》载：“仁杰尝为魏州刺史，人吏为立生祠。及去职，其子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颇贪暴，为人所恶，乃毁仁杰之祠。”《册府元龟》中也记载：（狄仁杰祠堂，因其子狄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所恶，由是遽毁其神像焉。”狄仁杰教子无方，因儿子贪暴，殃及狄仁杰，致使魏州民众愤而毁坏狄仁杰神像、祠堂。

虽然因狄景晖导致狄仁杰祠堂被毁，但魏州民众对狄仁杰的功德并未忘怀。唐开元十年(722年)十一月，狄仁杰祠堂得以重修，李邕为之撰《唐魏州刺史狄仁杰生祠碑》，由张廷硅书丹。

开元十九年（731年）秋，诗人高适游历魏州，见到“北有故太师郑公旧馆，里中有故尚书郭公遗业，邑外又有故太守狄公生祠焉，睹物增怀，遂为《三君咏》。”以记其事。其诗云：“梁公乃贞固，勋烈垂竹帛。昌言太后朝，潜运储君策。待贤开相府，共理登方伯。至今青云人，犹是门下客。”

但在不久发生的安史之乱中，战火使狄仁杰祠堂遭到彻底破坏。但对狄仁杰始终充满感激之情的魏州百姓，并没有因祠堂被毁而忘却狄仁杰，他们深情地追忆狄公，“阖境同力，生祠其神。畏威怀仁，如在乎上。祈恩徼福，亦若有答……六十年于兹矣”。魏博节度使田弘正顺从民意，奏请朝廷修葺狄仁杰祠堂，并获得准许。

元和七年（812年）十一月，田弘正“咨议耆老，得是旧址”，重建狄仁杰祠堂，“上下有度，东西惟序。披图以立仪像，据品以昭命数”，并立碑记其事，“由是六州之人士，知狄公之崇德可享，而田公斯言可复也”。

田弘正重建狄仁杰祠堂，固然有着他浓郁的政治意味。因为建祠堂必须申报批准，数十年不沾王化的魏州，向朝廷申报建狄仁杰祠堂，无疑是表示魏州要归顺朝廷的意思。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顺应民意，魏州百姓普遍对狄仁杰感恩戴德，田弘正以此想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

重建后的狄仁杰祠堂，自此后“血食不绝”。每月初一，魏州民众来祠堂祭祀狄仁杰，而狄仁杰的神灵也护佑魏州避灾免祸，至迟在五代时期，狄仁杰祠堂已改称为“狄公庙”。

《玉堂闲话》载：“唐庄宗观霸河朔，尝有人醉宿庙廊之下。夜分即醒，见有人于堂陛下，罄折咨事，堂中有人问之，对曰：‘奉符于魏州索万人。’堂中语曰：‘此州虚耗，灾祸频仍，移于他处。’此人曰：‘诺，请往白之。’遂去。少顷复至，则曰：‘已移命于镇州矣。’语竟不见。是岁，庄宗分兵讨镇州，至于攻下，两军所杀甚众焉。”

翻译成今天的话：后唐庄宗镇守魏州，与后梁争霸天下时，曾有人醉后夜宿狄仁杰祠堂的庙廊下。半夜醒来，看见有人站在庙堂的台阶下拿着奏折请示公事。堂上的人问什么事，那人说：“奉上天之命，要在魏州索取一万人的性命。”堂上的人说：“魏州这地方很穷困，灾祸连年不断，还是到别的地方找这一万人吧。”奏事的答应说：“遵命，我这去汇报。”不一会他又回来了，对堂上人说：“已经决定到镇州去办了。”说完就都消失了。这一年，庄宗分兵讨伐镇州，两军在战场上死了很多人。

堂中之人就是狄仁杰的塑像，狄仁杰的神灵使魏州又避免了一场灾祸。

这个故事虽然荒诞不经，但追其本源，五代之际战乱不止，作为战略要地的魏州，梁、唐征战不断，百姓失业，困苦不堪，迫切渴望和平。这个故事所反映的，其实是民众对当年狄仁杰使魏州避免灾祸的无比敬仰之情，反映的是百姓祈恩求福，渴望止兵息战，安居乐业的思想。但神话中的狄仁杰，却将原本属于魏州的灾祸转嫁给他州，毫不顾及他州百姓的性命，使狄仁杰大有地方保护神的作用，这则是民间固有的狭隘思维了，真正的狄仁杰不会这样。

狄仁杰祠堂碑及碑亭

狄仁杰祠堂碑，高4.46米，宽1.46米，厚0.46米。青石质，顶雕蟠龙，每遇阴晦，似有黑龙绕盘其上，俗称“黑龙碑”。碑额阳篆“大唐狄梁公祠堂之碑”，三行三字排列。虞部员外郎冯宿撰文，胡证书丹并篆额。碑文字体工整，笔法俊秀有力。

狄仁杰祠堂在故城被水毁之前，是一处游玩胜地。祠堂坐北南向，祠堂北部是一处荷花池，再北是压沙寺，祠堂正西一华里是魏州罗城城墙。

后唐庄宗李存勖，早年随其父攻魏州曾驻扎此地，他在魏州登基后，故地重游，忆起当年狄仁杰祠堂胜景，仍无限神往。

随着历史的变迁，狄仁杰祠堂在今天已踪迹全无，惟有祠堂碑兀然矗立，向人们诉说那久远的往事。但狄仁杰始终没有被忘怀，在明清两朝，狄仁杰均列入名宦，配享文庙。

清同治年间，大名知府陈崇砥与大名知县庆之金、元城知县杨应枚出资建狄仁杰祠堂碑亭，元城县训导王文楷主持其事。现存的碑亭，是1994年中央党校捐资重建的。

还有个有趣的传说，滴溜酒是狄仁杰留下的酒，原名狄留酒，后改称滴溜酒。

此说，其实不妥帖。清李汝珍《镜花缘》第九十六回云：“垂拱年间，武四恩摆酒水阵遍列天下名酒，魏州滴溜酒为其一。”可见，清代的小说中，唐垂拱年间滴溜酒已经是天下名酒。但历史上，当时狄仁杰尚未担任魏州刺史，此酒指为狄仁杰所留，有违历史。

还有一个更为传神的故事。《太平广记》记载：“魏州南郭狄仁杰庙，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杰为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为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诣祠奠醊。仁杰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杰初不饮酒，诘之，具以事对。天后使验问，乃信。”

狄仁杰本人从不饮酒，但因每月初一魏州士女携酒到他的生祠奠醊，却让远在洛阳的狄仁杰搞得面有醉色，这的确很惊奇。

武周篡位为何仅历一朝而没能延续？武则天为什么又回归母性的慈爱，转而重新拥立自己儿子李显为太子？几乎湮灭的李唐王朝怎么又能起死回生？

这一切，全靠狄仁杰。

武则天624年生，705年薨，她从690年登上皇位，一直做皇帝到死，可见其权力欲望是多么大。她比狄仁杰大六岁，但比狄仁杰多活了五年。狄仁杰两次入相分别是691年与697年，都是因武则天高度赏识而得以擢升。

武则天在皇椅上坐了十五年，对李唐子孙赶尽杀绝，杀儿子，杀儿媳，杀孙子，杀前朝大臣，毫不眨眼。血光刀影中，至高无上的皇权满足了她极度的快感，残留的一点李氏骨血就像风中的残烛，忽闪忽灭，稍有不慎，李唐江山就要断子绝孙万劫不复。所幸，在她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余烬中，一股原始母性的暖流竟然再次回到了她的身上。

武则天晚年最困惑的就是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传给自己子孙，在她死后大周政权势必为李唐取代；传给娘家武氏子弟，做为姑母在武氏家族的位置如何处理？狄仁杰以灵猫般的机警，抓住了武则天左右摇摆的心理，从而展开他强大的思想政治攻势。

狄仁杰向她慷慨陈词：“太宗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平定天下，就是将社稷传诸子孙。大帝（指唐高宗）将二子（指李显，李旦）托于陛下，陛下却要将天下移于他族，天意难合。且母子与姑侄哪个更亲？陛下立儿子为太子，千秋万代以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尚未听说侄为天子，而袝姑于太庙的先例。”

武则天说：“这是我们的家事，卿就不要管了。”

狄仁杰回答：“天子以四海为家，天下都是陛下子民，请问哪些不是陛下的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本统一体，何况，臣备位宰相，立嗣大事岂能不过问？”

狄仁杰率领拥李派竭力鼓噪，大造声势，打压武氏。这个时期的武则天，已经动摇了拥立武氏子弟的决心，但还没有最后决断，仍然犹豫观望。狄仁杰步步紧逼，见缝插针，继续进行他的思想攻势。

武则天是虔诚的佛教徒，狄仁杰自然不放过这一点对其进行思想灌输。武则天梦到与人在玩“双陆游戏”中败给对方，狄仁杰为她解梦：“双陆博弈，棋局有宫，宫中无子不能胜，这是上天警示陛下早日迎回太子。”武氏默然。

不日，武则天又梦到一只大鹦鹉双翅折断，为此大骇。狄仁杰向她娓娓而道：“鹉者，陛下姓也，双翅陛下二子也，陛下应当起复二子以顺天意。”

698年3月，武则天因复立太子一事，最后召见狄仁杰问询：“太子续立绝非小事，朕觉卿所言有理，忠臣事主，须一心一意。今日请卿再来，天下之位系卿一言，可朕之心则两全，否则杀不赦！”

这是武则天最后一次试探狄仁杰。明确告诉狄仁杰，符合我的想法就听你，否则我就杀掉你。狄仁杰没有被吓到，仍以李唐王朝为天道：“大唐之位，乃太宗皇帝之位，太宗平定天下，意在社稷由子孙万代继承，陛下岂能得而专有，更何况武三思之流！陛下是大帝（高宗）皇后，大帝患病，令陛下暂时监国，大帝崩，天下应归大帝嫡子。陛下高处帝位十有余年，皇位继承应归李氏子孙，岂可更生异意！”狄仁杰说到动情之处，“言发流涕”“几不自持”，武则天也被触动母子之情，心中恻然，趋前抚着狄仁杰的背说：“卿非朕之臣，乃唐社稷之臣，朕还卿储君！”

698年9月15日，狄仁杰在洛阳皇宫隆重主持皇太子册封典礼。武则天对儿子李显厉声道：“今日国老与尔天子，拜国老！”狄仁杰免冠顿首，“泣血洒地”，左右扶持，“久不能起”。

太子既立，李唐复辟已是早晚的事，但武则天对权力的原发性贪婪，加上武氏集团已在朝中根深蒂固，深知自己年老多病的狄仁杰恐日久生变，担心有生之年看不到大唐光复，于是暗地布局，设计多套方案，将后事托付给自己的故吏门生。

一次散朝后，狄仁杰动情地对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个弟子说：“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见五公盛事，冀各保爱，愿尽本心。”

700年9月，狄仁杰去世。704年12月，张柬之等五人率领狄仁杰旧部发动政变，杀死张易之、张昌宗，逼宫武则天，武则天最后下诏传位于皇太子，李显终于继承大统，是为唐中宗，李唐复辟成功。

遗憾的是，张柬之等人没有按照狄仁杰的遗嘱首先除掉武三思，后反被武三思所害，令人惋惜。

狄仁杰匡扶唐室，没有造成社会动乱，分析其成功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方法正确，大打亲情牌，以武则天母子之情为切入点，触动武则天心底深处那泓本真的母性；

其次，他用自己的人品和能力深得武则天信任。武则天非常敬重狄仁杰，常尊称他为国老，从不直呼其名。因倚重他，对他的退休请求始终不予批准。她不让狄仁杰对自己行跪拜之礼，说：“每当看到您跪拜的时候，朕的身体都会感到痛楚。”武则天还免除狄仁杰晚上在宫中值班的任务，告诫其他官员：“如果没有十分重要的军国大事，就不要去打扰狄公了。”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痛哭道：“朝堂空矣！”此后，朝廷每有大事不能决断，武则天都会想起狄仁杰，叹道：“天夺我国老何太早邪！”。

狄仁杰两次拜相，均赖武则天鼎力支持。另外，二人关系也相当微妙有趣。史载，武则天和狄仁杰共同郊游，狄仁杰的帽子被风吹落地下，武则天躬身拾起，亲自给狄仁杰戴上。其君臣之间关系，可见一斑。

狄仁杰持身以正，慷慨凛然，始终以李唐江山社稷为要，没有掺杂一点个人私利。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评论甚是精彩：“以机权制物者，物亦以机权应之，君子险诈不如奸人，君子必败。以正自处，立于不可挠之地，而天时人事自与之相应。故所謂社稷臣者无他，唯正而已矣。”

中国古代士大夫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狄公是完美的践行者，他达到了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实际上，迎立中宗，复辟李唐，还有好多人都出了大力气，史籍也都确有记载，但为什么大家共同认为“致庐陵复位，唐祚中兴，诤由狄公，一人以蔽”？可以说，不唯狄公居功至伟，更是由于其高洁的人格和纯粹的理念。

唐朝自中宗之后，历代皇帝对狄仁杰及其后人多加褒扬。中宗追封他为司空，睿宗追封他为梁国公。狄仁杰在朝中辅政时，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已经是深谙世事的翩翩少年了，他自然是熟悉狄仁杰的。他在开元执政期间，颁诏狄仁杰配享中宗庙。唐德宗重新确定高祖以来的功臣等级，将狄仁杰与唐初名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马周等列为上等。807年，狄仁杰玄孙被授为右拾遗；828年，狄仁杰因其“恢复庙社，事形先觉”的功绩，另一玄孙被封县尉官职。

在民间自发的爱戴面前，上面这些“皇封”“国授”又算得上什么呢？

千百年来，狄仁杰一直受到百姓的广泛爱戴与颂扬，他不仅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更是历代人民心目中的青天父母。

传至今天的狄仁杰祠堂碑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