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正不阿的北宋名臣刘安世
□郑延芳
他在北宋哲宗时做谏官,屡进谏言,石破天惊。他指出当朝裙带关系太厉害,一下列举出十几个“官二代”,满朝皆惊,对于这件得罪众人的事,也不避讳,反而请皇帝把这篇奏章晒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好引以为戒;他上书弹劾章惇、蔡确等重臣,包括宰相在内有十余人被罢官;他正色立朝,有错就指,不对就说,即使惹得皇帝暴怒,也毫不畏惧,久而久之便得了一个绰号“殿上虎”。
他是司马光的得意门生,并得司马光、吕公著举荐,先后任右正言、左谏议大夫、枢密都承旨等职,却因直言敢谏,而不容于当朝权贵,屡屡被贬,先后被远放英州、梅州等烟瘴之地。
他与苏轼、苏辙交好,志趣相投,政见相近,在元祐党籍“罪名榜”上,他位在苏轼之后,排名第二。
他,就是出生于元城的北宋名臣刘安世。
刘忠定公(安世)画像
对于刘安世一生行状,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总结得最为剀切,他在《读通鉴论》中称:“河北者,自黄帝诛蚩尤以来,尧、舜、禹敷文教以薰陶之,遂为诸夏之冠冕,垂之数千年而遗风泯矣……自开元以后,河北人材如李太初(李沆)、刘器之(刘安世)、司马君实(司马光)者,盖晨星之一见尔。”
这其中,洺州肥乡人李沆、陕州夏县人司马光,先后于太宗、仁宗朝登进士第,走上大宋朝堂,成为一代名相,而同样出生于黄河以北的刘安世,也是大宋的柱石之臣,更是北宋士大夫的典范。
刘安世,字器之,魏州元城县(今河北省大名县)人,因其学湛道深,被人称为“元城先生”。
刘安世出身于一个仕宦之家。其父刘航,和司马光是同榜进士,先后任过知县、转运使、监牧使、太仆卿等职,一生勤政爱民。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刘安世从小就勤奋学习,熟读经典,长大后才华出众,同时也养成了耿直、端方的待人处世品质。
宋神宗熙宁六年,25岁的刘安世进京赴考,旋即登进士第。但他没有马上选择走上仕途,去做官,而是去洛阳讨学问。
因为父亲的好友、大儒司马光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于熙宁变法中失势后隐居在洛阳修史避世。刘安世于是得以“从学于司马光,咨尽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诚,且令自不妄语始”。(《宋史·刘安世传》)
如此追随司马光潜心修学七年后,刘安世终于大器有成,这才接受朝廷的委任,出任洺州司法参军,正式步入仕途。
那时还是北宋前中期,政治氛围比较宽松温和,士大夫敢说敢为,读书人无论贫富,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就可以进入官僚体系,身居庙堂,放眼天下,一展平生抱负。
大宋文人地位的空前提升,离不开太祖赵匡胤的大力推动和后续君主的政策追随。太祖年少投军,陈桥兵变一朝黄袍加身,逼迫后周恭帝禅位,南征北战,夺取天下。大宋以武得国,上位了的皇帝们难免生出忌惮武将有样学样的小心思,更鉴于唐中后期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擅权乱国的弊端,所以太祖自开国时就定下了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国策,立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伴随这样的治国思路,一整套完备的文官制度也一步步确立。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相比,北宋的士大夫们活得更自我、更尽性,在政坛上也比较能尽情挥洒才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年轻的刘安世从容成长,在生活中打磨,在官场上历练,儒士之风凛然一身。
朱熹在《朱子格言》中说:“刘忠定谨告诫一语,范忠宣遵忠恕二字。”刘忠定(刘安世)和范忠宣(范纯仁)这两个北宋儒臣名家,各自都有着自己的处世原则,而刘安世的原则就是那个来自老师司马光的“诚”字。
刘安世用一生来践行了这个“诚”字。他以司马光为榜样,时刻效法老师的为人处世,包括在日常仪容行止上,也一丝不苟,从不懈怠,比如在自己家里坐久了都不会侧身倚靠,写字不喜用草书,不爱歌舞声色,即使后来身处困境,也不改儒者正色。
同时,他品行端方,又博学多才,与当世之英才如苏轼、苏辙兄弟等人皆为好友,经常诗文酬唱,“同志不渝均管鲍,清风特立若夷齐”(《双柏》),刘安世的诗句和情怀均为时人所喜爱和传诵,而他更为人所瞩目的是在政坛上的耀眼表现。
元丰八年(1085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神宗皇帝病故,九岁的哲宗即位,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滔滔临朝听政,次年改年号为元祐。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支持下,隐居编撰完成了《资治通鉴》的司马光重返政坛,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开始恢复旧制,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重新执政的司马光,以刘安世“才而自晦,愿而有立,力学修己,恬于进取”,推荐其为秘书省正。馆阁之选,官阶不高,但能从地方调回京城。司马光当时对刘安世说:我之所以向朝廷举荐你,并不是因为你追随我日久,而是在我赋闲时,你日常问询不断,反而我入相府后,弟子中唯独你没有了往来问候。
像刘安世这样,在师长跟前谨守弟子之礼,但当师长成为了上官,反而不会趋炎附势、刻意逢迎,才是司马光欣赏的以“诚”立身、言行一致的君子儒士。
不料当年九月,司马光去世。与司马光共同辅政的吕公著独掌相位,向太皇太后推荐刘安世为谏官,欲任命他为右正言。右正言虽然只是中书省一个从七品的小官,但属于专职谏官系列,专掌规谏讽谕,凡朝廷有阙失,大事则廷争,小事则论奏,以谏诤天子、弹劾百官的过失为职责,职位很重要,也很容易惹祸上身。
宋代选拔谏官一向严格,必须品学兼优、廉洁正直之人方能入选,以刘安世的才干、品行和口碑是完全胜任此职的,而他侍母至孝,刚开始也担心若成为言官恐怕将来祸及家人,于是在接受任命之前,向母亲征求意见。刘母当即勉励儿子说:“吾闻谏官为天子诤臣,汝父平生欲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当捐身以报国恩。正得罪流放,无问远近,吾当从汝所之。”
母亲的大义,打消了刘安世的顾虑。于是,元祐三年刘安世赴任右正言,元祐四年六月改任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十月升为左谏议大夫。刘安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任职期间,直言敢谏,刚正不阿,又切中时弊。他虽是司马光弟子,却并不因为党争而偏袒一方,或充当墙头草随波逐流,无论皇帝太后、文武百官、新党旧党,他是闻过必纠,不畏权贵,面折廷争,无所避讳。《宋史》本传称刘安世“仪状魁硕,音吐如钟”,“在职累岁,正色立朝,扶持公道”。
于是,朝堂大殿之上常常出现这样一幕,个子大嗓门大的刘安世义正辞严,据理力争,有时与皇帝争得面红耳赤,也毫不畏惧,顶多是手执书简退后一步侍立,等皇帝怒气稍减,再上前继续进谏。满朝同僚、皇帝近侍都战战兢兢,为他捏一把汗的同时,也折服于他的胆识,称之为“殿上虎”,“一时,无不敬慑”。
刘安世对谏官职能有着强烈的认同,对可能的处境和后果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所以他始终敢于面折廷争,忠直无隐,从不退避。
元祐四年,宋哲宗十四岁,朝廷发布了告示,要从民间选乳母。刘安世认为,皇帝已经是不需要喝奶的年纪了,不需要保姆,名义上选奶妈,实则是在选民间美女为皇帝淫乐。于是,他当即因“宫中求乳母”一事上书,认为哲宗疏先王经典、近后庭女宠,实损圣德,建议太后御经典、引近臣。刘安世用词严厉,毫不避讳,最终导致皇家选奶妈计划被取消,而哲宗心里已悄然埋下不愉快的种子。
做谏官时刘安世弹劾的大臣有几十人,其中论奏胡宗愈一事尤其能体现其直言敢谏、坚持不懈的为政风格。
元祐三年,胡宗愈被任命为尚书右丞。时刘安世刚任右正言,即论“胡宗愈公议以为未允”。太后曰:“且徐观其所为。”安世退而上章曰:“仰承圣谕,固当遵奉,退而熟虑,终有未安……”自元祐三年四月到元祐四年三月,刘安世论胡宗愈共二十一章,最后太后也终于让步。
时人评价刘安世之谏言为“言官之楷模,辅弼之龟鉴,卿士大夫之药石”。刘安世在晚年编订的《尽言集》中,记录了近两百条进言奏议,“用事下字皆精切,气节凛凛如严霜烈日”,也表达了他身为谏官“尽心建言”的志愿。
元祐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高滔滔去世,哲宗亲政,下令重新实施变法新政,起用章惇、曾布等新党,罢免了旧党宰相范纯仁、吕大防等,开始全面打压元祐党人,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皆遭流贬。
元丰年间,在皇帝支持下,以王安石为首推动变法的政治派别被称为“元丰党人”,亦称新党,所谓的改革派;在太后高滔滔支持下,以司马光为首反对变法的另一派则被称为“元祐党人”,亦称旧党,所谓的保守派。
刘安世作为司马光弟子,虽然政见与二苏等人又有所不同,但仍属旧党人士,再加上当谏官时结下的种种恩怨,为刚刚得势的章惇等人所忌恨难容。就在当年,刘安世被迫离开了京城,先被罢黜知南安军,再贬少府少监,三贬新州别驾,又贬谪英州,后贬往梅州(今广东省梅州市)。
今天广东梅州老城区里的元城路仍在念念不忘北宋时的刘元城(安世)。梁时禹 摄
流放之途艰难曲折,被贬之地充满凶险,政敌的追杀,环境的恶劣,亲友随从的病亡,都不能折损刘安世的气节,反而与他在困顿中更放光华。
在梅州这个令人畏惧的蛮荒瘴疠之地,刘安世竟然办起了当地**家书院——“梅城书院”。他不但亲自坐院授徒传业,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广请名家来传道,把中原文化与教育引入了岭南。据清代光绪年间《广东通志》记载,他以一己之力,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书院管理体系,并发动地方贤达支持,筹措办学经费,使梅州文教渐兴,“士习民风翕然丕变”。
刘安世北归后,梅州百姓将书院更名为“元城书院”以为纪念,先贤堂、五忠祠、铁汉楼等相关的祠祀历宋、元、明、清而代代不绝。梅州自此文脉昌盛,耕读传世,人才辈出,刘安世的开创之功可谓利在千秋。因而,他被梅州乃至广东人民尊为对其历史文化有重要影响的古八贤之一。
梅州市以刘安世名字命名的元城小学,仍在纪念着他对这方土地的教化之功。
明末梅州籍翰林李士淳在《松江书院序》中称:“开辟全潮之山川者,昌黎韩公;开辟梅州之山川而绍昌黎公之芳者,元城刘公也。”至今,在广东省梅州市梅城江北老城内,仍有一条路名为“元城路”,绵延着数百年来世世代代梅州百姓对元城刘公的追忆与尊崇。
宋时有“八州恶地”之说,“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说是被贬官到春、循、梅、新、高、窦、雷、化这八个州的人,九死一生,凶险异常。而刘安世被流放去过的就有其中七个州,最后能活着回来,也堪称奇迹。
同是天涯贬谪人的好友苏东坡,赞刘安世为“真铁汉”(梅州铁汉楼即取典于此)。两人曾几度相遇于被贬途中,携手同游,诗酒唱和,苦中作乐。刘安世见东坡形容超然,不禁喜曰:“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苏轼见安世仪表堂堂、神情依旧则曰:“器之铁石人也!”刘安世与苏氏兄弟的友谊因才华和人品而牵系一生,惺惺相惜,没有因为同属旧党,而不辨是非、沆瀣一气,也没有因为政见有别,而离心背德、分道扬镳。苏辙过世后的墓志铭,乃刘安世亲自撰写。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赵佶继位,向太后听政,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新帝即位,大赦天下,刘安世得以结束七年的流放生涯,返回京城,重入政坛。
然而不久之后,反转再次出现,向太后患病归政,徽宗正式掌权,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为相,重又恢复熙宁新政。九月,徽宗令中书省进呈元祐中反对新法,及在元符中有过激言行的大臣姓名。蔡京拟下一百二十人名单:文臣执政官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礼、陆佃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等四十八人,余官秦观等三十八人,内臣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徽宗亲自书写,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这就是历史上**的“元祐党人碑”。
朝廷明令,这份黑名单上的人“永不录用”,其子孙不得留在京师,不得参加科考。而其中待制以上的官员,以苏轼为首,列在第二位的便是刘安世。
此时已是北宋后期,新旧党争愈演愈烈,已经从应该如何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改革之争,演变为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恩怨利益之争。士风凋敝,无人敢言,国政衰败,危机四伏。北归后的刘安世,移居衡州及鼎州,以集贤殿修撰的身份知郓州、真定府。然而,他先遭右仆射曾布忌恨,不得入朝;至蔡京当宰相时,又被连续七次贬谪到峡州拘系管制,后因年迈才复官承议郎,寄居宋州州城(今河南省商丘市)。
人生的暮年,刘安世早已经厌倦官场争斗,一心致力于治学传道,门下如吕本中、曾几、刘勉之等从学者众多,士大夫往来不绝,名望隆盛。
刘安世受业于司马光,“涑水(指司马光)弟子,不传者多,其著者,刘忠定公(即刘安世)得其刚健”。(全祖望《元城学案序录》)
刘安世在继承老师学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司马光的学术思想,以“诚”治学,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为儒家“元城学派”之开山宗师。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设有“元城学案”,总结肯定了刘安世在学术方面的贡献。
刘安世著有《元城集》20卷,已佚失,今存《尽言集》13 卷,有《论朋党之弊》一文曾经震动朝野。其诗存世不多,栩栩有生气,如“万古照临终忌满,一轮明彻岂须圆”(《八月十四夜月》),“多求唯恐心难满,扑破方知器易盈”(《扑满子》)等句。
他又善画墨竹,兼精小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刘安世造七弦琴”一把,为晋嵇康规制,宋刘安世所造。传世宋琴非常稀少,而此琴经数百年沧桑辗转,音质依然悠扬,实属琴中佳品,被历代琴家学者所推崇,可见刘安世亦精通音律及斫琴妙术。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刘安世造七弦琴”。琴身为桐木,通体髹黑漆,露朱色漆地。琴心内阴刻篆书“刘安世造”“毛仲翁修”“周鲁封重修”等字。腹面阴刻行书“混沌材”、“羲皇人已杳,留此混沌材,想是初开辟,声音妙化裁,完然一太璞,解愠阜民材,不凿庄生窍,古风尚在哉。”款署“会稽黄镇仲安跋于皖江”。又阴刻行书“晋制宋修,一翁”,下有“夏伯子”阴文方印,夏伯子即夏莲居。由此可知此琴为晋嵇康规制,宋代刘安世所造,迭经毛仲翁、周鲁封重修,后为夏莲居收藏。
政坛多变,你方唱罢我登场。又有宦官梁师成得势,慕大儒之名,遣人持书登门,劝诱刘安世“为子孙后代考虑”,归附于己,以享厚禄。看淡了富贵浮云的刘安世一笑拒绝:“吾若为子孙计,则不至是矣。且吾废斥几三十年,未尝有点墨与当朝权贵。吾欲为元祐完人,不可破戒。”(《宋史》本传)
宣和七年(1125年),一代谏官、士林典范、儒学宗师刘安世逝去,享年七十八岁,“诵佛经而哭公者,日数千人”。(朱熹《宋名臣言行录》
刘安世死后葬于祥符县(今河南省开封市),后其弟子负其骨,辗转千里,将其归葬故里元城刘齐固村。
到了淳熙七年(1180年),刘安世的语录尚在民间流传,子孙为他向朝廷请谥,宋孝宗已几乎忘了大宋有此一臣,人生渺渺,不胜唏嘘。次年十二月,孝宗下诏赐刘安世谥号为“忠定”,算是给了这位为赵宋王朝忠心耿耿、殚精竭虑一生的谏臣的一个官方认定。
刘安世一生宦海漂泊,命运多舛,而他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志向却从未改变。他养胸中一腔浩然之气,不畏时局变幻,不惧安危得失,大胆倡言,为安邦定国积极针砭时弊的传统士大夫作派,永远垂法后世,令后人仰望并效仿。
文章来源:赵都文化